“老大哥”扶了我们一把

■ 陶牧

陶牧先生是深圳特区报创刊初期的总编室负责人。笔者在深圳报业集团驻广州办事处姜滨等人的陪同下来到陶老家中时，陶老正在摆弄挺时尚的ipad查阅资料。白胡子白头发，瘦削的脸上，双眼奕奕有神，86岁了，却看不到多少老年人常有的暮气。墙上挂着陶老和一个孩童的合影，我们问：“那是您孙子吗？”陶老笑了：“那是我重孙。”——呵！陶老都是太爷爷，四代同堂了！

陶老身侧的书柜上，陈列着一些当下新潮、流行的书籍——《南渡北归》、《大国医改》等。陶老的书是他用ipad从当当网购买的。陶老说，在当当网购书，要便宜一些。他每个月光买书就要好几百元。

广州办事处的同仁介绍，他们春节去给陶老拜年，恰遇陶老从书店归来，手上拿着几本新书。陶老说，他最近在思考：有着穆斯林背景的国家，为什么总是战火连绵？他对这个问题有兴趣，正准备研究一下。

问及30年前深圳特区报创刊时的情况，陶老有些动情，话匣子滔滔不绝地打开——

深圳特区报是1981年6月试刊的，当时整个深圳都四面八方要人，但很难，许多人不愿去。1957年我被打成右派，那时刚刚恢复工作，在广州日报文教副刊部当主任。我当时57岁了，心想换个地方也好，就报名去深圳了。

梁湘让张洪斌“组阁”——搭建深圳特区报的班子。新进来的人，没有几个是办过报的；但都有一腔创业的激情！

创刊初期，香港文汇报对我们的支持很大很大

你问香港文汇报对我们创刊都有哪些支持？这个问题，你们不提，我今天也打算讲，一定要讲。你们一定要特别写上这一笔。当时这个支持是很大很大的。

深圳特区报创办时，一穷二白，深圳特区过去连个小报也没有。白手起家。创刊决定先出周报，靠什么人来办？那时连小的印刷厂都没有。李子诵（注：时为香港文汇报社长）、金尧如（注：时为香港文汇报总编辑）听说深圳要办报，马上表示全力支持。金尧如是个很活跃的人，他经常到深圳来，和张洪斌他们很谈得来，关于深圳特区报办报方针、办报风格等，他出了许多主意。

那时定下来先出周报。一版：要闻；二版：本地新闻 ； 三版：香港新闻、经济新闻；四版：副刊。这个框架，全是金尧如帮着出谋划策设计的。

特区报第一批的创业者，很多是县委宣传部的新闻秘书转过来的，没有直接编过报纸。就那些字体，什么大号字，什么新五号、老五号，没有人知道。几个人拼拼凑凑，搞了一整天，也搞不出一个版。

李子诵、金尧如指定香港文汇报副总编辑游灼林帮特区报编稿，定标题。稿子不够，赶紧去补。还指定香港文汇报一个经济部的主任每期给特区报供一篇稿。

副刊版和二版可以提前在深圳编。一版要等最后的新闻，就要到香港去编。

特区报白手起家，没有印刷厂；香港文汇报就让他们的印刷厂给我们印报。

到了香港，没有办公室，李子诵就把他办公室旁边一间约20平方米的房间给了我们做临时的办公室兼宿舍。

三张铁床加一张折叠床，因为房间太小，折叠床白天要放在门背后，晚上也只能架在门后，还得留一个门缝，以便给起夜上厕所的人留个过道。

两张简易的办公台也是防火板折叠的，这种办公桌，你现在到一些地方，还能看到一些打工仔在用。

四张床，两张台，就成了特区报试刊的前沿阵地。去香港，住在那里，上班也在那里。吃饭就在香港文汇报的饭堂。

我们到了文汇报，就像到了家里。文汇报办公室主任刘伟昌热情地照顾我们生活方面的一切。印刷厂的员工也对我们好得不得了。收工后，常请我们饮茶。后来，我们几个也会请他们饮茶。

新华社的电讯稿，都是文汇报的资料室帮我们查，想要什么，就帮我们查什么。

香港文汇报的支持是深圳市委要求的，还是他们自愿的？那当然是他们自愿的，他们并没有这个任务，完全是友情支援。当然，他们可能会向有关方面汇报这个事。

从香港回来，又累又渴，找不到水，就把止咳药水用来止渴了

你们问当时有什么印象比较深刻的事？那当然有。出洋相的事很多。我们当时进了香港就是土包子进城。那时的香港人很牛，看到我们这几个深圳过去的“老土”，常常爱理不理的样子。

那次，江式高看见街上有卖草莓的，包装得很漂亮，草莓也很新鲜。在内地没见过。就问；多少钱一盒？那卖草莓的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告诉你，你也买不起！”

我解放前在上海复旦大学搞地下党工作时，曾去过香港，香港那时土得不得了，最高楼只有四层，根本没法跟上海比。可是几十年过后一看，哇！那个变化，想象不到啊！好成那个样！

创刊第一期，要去香港印。我因没有办好过关的手续，没能去。创刊第二期，我的过关证件办好了，就到了香港。那时每次去四个人，三个编辑加一个司机。邢平安、卢绍武，以后加上丘盘连、胡向东。

特区报那时分成五个组运作：工业、商业（财经）、政文、副刊以及读者来信组，有总编室吗？有的，总编室就是我们那几个人。

我们一般是星期六下午过香港，晚上开始编稿，星期天再干一天，晚上就开印了，星期一就将报纸运回深圳。

深圳当时经常停水停电，有一次，我们回来得很晚，我很渴，宿舍的水龙头却没水。到饭堂去，厨房也没水。找了半天只找到一瓶止咳药水。我实在渴，也顾不了那么多了，抓起止咳药水，就一仰头灌进肚里去了。第二天，这事就传遍报社，成了大伙茶余饭后谈论的一个趣闻。

郭兰英的演唱会考验了深圳一把，也成就了我们的一篇佳作

创刊时有哪些稿件影响较大？有啊，有一回，著名歌唱家郭兰英和王玉珍（电影《洪湖赤卫队》的女主角）来深圳慰问演出。市里就在深圳戏院举办了一场演唱会。副刊部约人写了稿。到了香港，第二天报纸要付印了，我一看稿，觉得不理想，没写出味道。邢平安说：要不，你来写吧，编辑的事，我们包了。眼看就是吃晚饭的时分了。我说：那我试试看，你们先去吃，给我带个面包回来就行了。我把稿件弄出来再吃。

郭兰英、王玉珍来深圳举办专场演唱会，是当时轰动深圳的一件事。如何写？我没有直接去写对她们演出的评价，而是换一个角度从观众反应的角度去写。

深圳是改革开放的窗口，深圳人见多识广，什么歌曲没听过？当时的深圳，港台歌曲很流行。梅艳芳、罗文都是红极一时的歌星。那么，深圳人能否听懂郭兰英？会不会欣赏郭兰英？这完全是一个考验，不是对郭兰英的考验，不是对王玉珍的考验，也不是对中国音乐学院民族乐团其他演出者的考验，而是对深圳的一次考验。它考验着，在深圳这个文化艺术的“国际市场”上，中国民乐能够赢得听众吗？而这些“见多识广”的深圳人，他们愿意花钱买票、花几十分钟乃至个把小时，去走那尚未修好的坑坑洼洼的夜路，来欣赏这些未免有点“土气”的艺术吗？

当乐团满载着深圳人民的盛情归去，而深圳人民还在为中国民乐的芳香陶醉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中国民乐在深圳胜利了！

深圳人的艺术鉴赏能力是毋庸置疑的了。这一点，其实在十天前就有预兆——当报纸传出乐团前来的消息的时候，热心的观众就纷纷打听、订票，正式售票那天，不到两个小时，五场入场票就全部售光。而演出场外，每晚都有大批热心的听众等待退票。好在深圳的剧场还不十分正规，每场都临时增加了好多座位；即使如此，还满足不了要求。有人说，再增加五场也满足不了要求。

从那天晚上的情况来看，反响很热烈，掌声喝彩声响彻剧场。两位歌手一再加唱才满足观众的要求——只要你拿出好的东西，好的艺术，深圳人是会欣赏的。王玉珍在演唱“盼天下劳苦大众都解放”时，台上台下，感情交融；唱到最后，王玉珍热泪盈眶退场，台下掌声雷动，王玉珍经久才出来谢幕，此时她已经几乎不能自持了。

郭兰英唱“我的祖国”时，也激起广大听众的共鸣。更难得的是，郭兰英唱那纯然是陕北风味的民歌时，唱腔并非华丽，唱词深圳人也难懂，听众却听得屏息凝神，发出会心的微笑。到末了，竟连鼓掌也忘了，停顿了一会，才猛然爆发出炸雷般的掌声。

思路有了，很快就写了出来，题目就叫《深圳的再发现》。

第二天，我们回到深圳的宿舍，刚放下行李，电话铃就响了，电话那头，李伟彦可着嗓门问：“那篇文章是谁写的？”我愣了一下，难道出了什么问题？我说：“是我们几个人搞的。”李伟彦又说：“市委常委们刚才看了报纸，个个都说好！以后，要多写这样的文章！”

（作者曾任深圳特区报总编室负责人 整理：张晋 吴勇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