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隆会议的意义：从毛泽东到习大大

(文/岳峙)

对中国人而言，六十年是一个特殊的周期。所谓六十年一甲子，就是按照天干地支纪念的规则，六十年就是一个轮回。而所谓轮回，在古人的宇宙观里，就是一个新的开始。

2015年，是万隆会议六十周年。印尼主办了大型纪念活动，并召开了亚非国家领导人会议。中国国家大大习大大出席了纪念活动和亚非国家领导人会议，并发表了讲话。在讲话中，习大大再次提出了近年来频繁出现的“命运共同体”概念。但这一次，习大大提到的不只是亚洲国家命运共同体，而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从“一带一路”到亚洲，再到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范围不断扩大，这背后是中国视野的不断开放。

中国是被迫现代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也可以说，是被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赶进去的。因此，“世界”对中国来说，从一进入就是一个充满不平等、不公正的、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也因此，在鸦片战争之后的一百多年里，中国人追求的“独立、民主、富强、文明”都是以西方的标准来衡量的。但即使在那个风雨如晦、强敌环伺的年代，中国人也从未忘记对未来国际秩序的想像，甚至连十三世达赖都对印度的民族独立运动表示了道义上的支持——这自然也就是之后中国人改造国际秩序的萌芽。

也因此，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就提出，中国人不但要对人类进步和发展有所贡献，而且是要有“较大贡献”。所以，在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义不容辞地承担了自己的责任，出兵朝鲜，保家卫国。此后，又在越南先后与法国、美国两代帝国主义较量。今天，这两次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军事意义经常被人们从各种角度谈论，而其政治意义却似乎越来越被淡忘。

在毛泽东看来，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意义绝不仅仅止于军事意义，更重要的还是政治意义。正是中国在朝鲜半岛的坚决抵抗，让美国遭遇了二战后的第一次军事挫折，正是在中国支援下的越南战争中，胡志明领导下的越南军队才打败了法国殖民者。中国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让全世界的前殖民地国家和地区都看到了，帝国主义不是不可战胜的，通过民族解放斗争取得民族独立是完全可能的。

相比于印度的和平独立道路，中国的独立道路意味着获得完整的国家主权，不仅政治上独立，而且在经济和文化上也完全独立。但在二战结束到万隆会议召开的十年里，像中国这样通过自身的斗争得到民族独立的国家还不多，更多的是以印度的方式从帝国主义体系中获得独立。也因此，前宗主国或多或少地还保持着对前殖民地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影响。比如在西藏，印度独立后，英国驻西藏的代办处只是换了一块牌子，就成了印度驻西藏代办处，而它代表的并不只是印度的利益，同样也代表并维护着英国的利益。

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朝鲜战争的胜利和中国支持下的越南独立斗争接连获得胜利，才鼓舞了那些仍然在为民族独立而斗争的国家和地区。正是在这个背景下，1955年，万隆会议在印尼召开了。曾经被帝国主义侵略和殖民的前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历史上第一次在没有前宗主国和帝国主义国家参加的情况下，汇聚一堂，讨论国际社会的热点问题，独立发出自己的声音。

在此之前，所有的所谓“国际会议”实质上都是一些大国瓜分势力范围的会议，作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广大亚非拉国家只是他们的瓜分对象。对他们而言，召开国际会议的目的，最重要的是维护现有国际秩序，并从中获得更多更大的利益。哪怕是在二战后期成立联合国时，中国虽然也名列五强，但实际上并没有得到其它列强的尊重，更不用说其它亚非拉国家。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万隆会议上，已经获得民族独立的国家聚集在一起，发出了自己对于重新设置国际交往规则、建构更加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声音。说得通俗一点，就是一些已经独立了的穷棒子国家第一次对全世界说，我们希望国际社会应当遵循怎样的规则、我们期望的国际秩序是什么样。

万隆会议可以被视为亚非拉国家第一次建构国际新秩序的努力，同时也吹响了亚非拉国家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号角。此后，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高潮一直持续到1960年代。在此过程中，广大亚非拉国家纷纷摆脱宗主国的控制，走向独立。但同时也必须客观的承认，由于帝国主义长期的掠夺性开发，亚非拉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各个方面都处于比较落后的阶段，还不具备挑战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能力。而且，虽然以英国、法国等国家为代表的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在此期间大量放弃了殖民地，让殖民地成为独立的国家，但他们仍然通过资本主义法权体系牢牢的掌控着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命脉。同时，美国取代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成为新兴的帝国主义代表，她虽然不谋求直接将亚非拉国家变为自己的殖民地，但通过政治渗透和经济掠夺，同样实现了对亚非拉国家的控制。

进入1970年代后，以跨国资本、跨国公司为纽带连接的新型资本主义国际网络基本形成，民族独立解放运动随之逐渐归于沉寂，贫穷、落后和战乱深深的困扰着广大亚非拉国家。正是基于此，毛泽东在1960年代提出了举世闻名的“三个世界”的论断，重新划分了国际政治格局，重新界定了国际政治领域里的敌人和朋友，并竭尽所能的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和为了摆脱资本主义国际体系的控制而进行的各种努力。

还需要特别提到的是，在以中国、印度、埃及等国家为代表的第三世界国家，政治经济政策或多或少地都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甚至连独立之初的新加坡也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也就是说，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发展方式，也得到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广泛认同。

1970年代，中国开始改善与美国的外交关系。1978年以后，中国全面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但这时候的开放，更多的是面向西方欧美国家的开放，与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则进入低谷期。1980年代，几乎与中国改革开放同时，以全面私有化、市场化为标志的新自由主义被作为一种方案推向全世界。尤其是在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之后，原来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也纷纷转型，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第三世界也日益分化，重新回到了依附西方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政治经济体系的道路上。

在欧美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之下，广大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只能成为缺乏自主性与独立性的外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第三世界一边掠夺资源，一边倾销产品。资源掠夺和商品倾销使第三世界国家在经济上越来越依赖发达国家，而资源换来的财富又集中在国内少数人手中，从而使这些国家的国内收入差距日益增大，这又进一步导致了这些国家陷入长期的政治动荡乃至分裂和战乱。

如果说资源掠夺是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外在掠夺，在文化上则是通过文化殖民的方式消灭了这些国家和地区自主发展的能力。在文化上，亚非拉国家也沦为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地。由于西方文化的大量输入和渗透，第三世界国家内部越来越两极化，一部分精英人群越来越向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看齐，另一部分人则只能挣扎在生存线和温饱线上，文化根本无从谈起。而且，随着西方发达资本主义文化的侵入，所谓“普世价值”也成为全世界唯一正确的价值观，其它有悖于此的价值观都被宣布为地方性的，从而也就是落后的，当然也就缺乏继续存在下去的必要了。

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在苏联解体后，有人宣布“历史终结了”。但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言，始料不及的是，中国虽然在经济体制改革上大体按照西方给出的方案进行，但在政治和文化上却仍然保留了自己的特色，从而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而且，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即已形成了相对于其它国家的独特优势，从而在加入国际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后，完成了工业化，城市化程度也大幅提高，并完成了初步的技术积累。也就是说，当其它第三世界国家在加入国际资本主义体系后纷纷走向衰败的时候，中国却成为了独特的例外。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深陷危机不能自拔，而中国却以其持续长达三十年的高速增长崛起，并在金融危机中发挥了的稳定器作用。此后，中国经济仍然持续高速增长，直至在2010年一举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按照国际上流行的看法，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也已为期不远，最快2020年，最晚也不会迟于2030年。经济增长当然同时也带来自信心的大幅提高。因此，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对于中国模式的谈论遍及国内外，中国将以何种方式崛起，将带给世界何种影响，都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热点话题。

2012年，新任中共中央总大大习大大提出了“三个自信”，即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说明中国领导层对中国的发展模式已经具有比较高的信心，也成为一种不同于西方国家给出的方案的发展道路。2014年，习大大提出了“一路一带”计划，同时公开表示，欢迎其它国家搭中国经济发展的便车。

实际上，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中国企业在亚非拉国家的投资也在大幅增加。虽然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样，中国也在这些国家获取资源、推销产品，但中国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地方在于，中国企业的投资也帮助这些国家建设了大量的基础设施，包括公路、铁路、医院、学校等，对于改善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和投资环境大有裨益。西方常常批评说，中国在非洲搞“新殖民主义”，不关心当地的人权状况，只管做生意。而对中国来说，通过改善基础设施和医疗、教育等公共设施的条件，要比以附加政治条件的贷款来干预别国内政更好，这实际上也是中国的发展经验之一。

由于中国的崛起，使西方面临着五百年来未有之变局。以中国这样庞大的人口规模、国土面积，如果再在经济上全面超越西方国家，对现有国际秩序的冲击可想而知。因此，欧美在面对中国崛起这一事实时常常表现得很矛盾，一方面希望中国能在国际事务中承担更多的责任，但同时又拒绝让中国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又希望能够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中获益。近期围绕亚投行进行的国际博弈就恰如其分的说明了这一点。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心有不甘，但又不能不面对自身衰落和中国崛起的事实。而且，正如亚投行反映出来的一个事实，当现有国际秩序不能满足中国的需要的时候，中国已经有能力由自己主导来另搞一套，这对现有的国际秩序的挑战不言而喻。

正如已经有人指出的，中国崛起似乎已经不是问题，问题只在于中国以何种方式崛起，使走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帝国主义老路，还是能够开创出一条新路？欧美和第三世界对此显然态度不同。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总是在以自己的经验评价中国崛起，并预判可能带来的结果，但事实往往证明他们的分析使错的，因为中国很少按照他们的分析行事，而是会按照自身的意愿和国际秩序观来行事。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崛起一方面提供了在经济发展上搭便车的可能，这是他们很乐意的事情；但另一方面，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周边的国家因此有过被帝国主义侵略的惨痛记忆，因此总担心中国崛起后会用同样的方式对待他们。

实际上，这种担心至少从目前看是多余的。近年来，在与发展中国家交往时，中国经常会提到自己与对方都曾有过被侵略的历史。这在外界看来也许是套近乎的官话，但事实并非如此。这种对共同历史创伤记忆的强调恰恰表明，中国有过这样的历史，所以不会允许这样的历史在自己身上重演，同时也是在告诉对方，中国不会让你们经受这样的历史。此外，正如许多人经常提到的，在中国的对外交往历史中，侵略是不被鼓励的行为，也不会把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强加于人，而是会尊重对方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对于近代以来的欧美国家来说，中国这种传统是很难理解的，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也一样。

还必须提到的是，中国除了古代历史，还有近代以来一百多年为独立自由而斗争的革命传统。在这个传统中，帮助那些被奴役的殖民地民族获得独立并支持他们的发展，也是题中之义。正如晚清时期中国自身已经步履维艰，但缺依然出兵朝鲜帮助抵抗日本的侵略；在国民政府时期，也曾经支持过韩国流亡政府，在广东割据时的张发奎曾经支持过越南的独立斗争；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国又出兵朝鲜抗美援朝。这个传统在改革开放以来的“韬光养晦”战略下隐而不显，但并不等于中国忘记了这个传统。当中国有能力的时候，这个传统就会再次浮现出来。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国为了应对中国崛起而在军事上“重返亚洲”，同时中国也在“重返亚洲”，将开放的对象从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重新拉回到亚非拉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大大多次提出的“命运共同体”就是在向发展中国家传达一个信息，即中国和发展中国家是“同呼吸、共命运”的关系，中国的崛起不仅不会危及他们的安全，而且希望他们能够成为中国崛起的受益者，乃至与中国一同崛起。正如汪晖指出的，因为社会主义传统深植于大陆传统中，而对亚洲大陆国家来说，资本主义正是从海上来到大陆。所以，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提出是亚欧大陆对海洋时代的克服，是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克服。

中国参加万隆会议，亚非发展中国家重新回到万隆，不仅只是为了吊古怀旧，正是这样的新的开端，是以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对国际秩序的又一轮改造的努力。与1955年的万隆会议不同的是，今天的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去工业化之后，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而发展中国家则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也因此，这一次对国际秩序的改造成功的可能性更大，问题只在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能否在某种新的基础上重新团结起来，而这个基础当然需要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探索和建构。

(原标题为《回到万隆：回到亚非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