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杨洁的勇气与时代的馈赠

   杨洁导演去世了，享年88岁(见本报今日B06版报道)。又听了一遍《女儿情》，泪流满面。总有一种力量会让人泪流满面，不管你的泪点有多高。杨洁的《西游记》对我来说，就有这种力量。

记得小时候去奶奶家玩，堂姐总是对我说，来，唱个“鸳鸯”。这个“鸳鸯”指的就是《女儿情》，这首歌的第一句是“鸳鸯双栖蝶双飞”。小时候电视节目少，每个暑假的《西游记》是必看的，不知看了多少遍，里面的插曲几乎都会唱。但《女儿情》特殊，特殊在它成了我的某种记忆，特殊在它的词作者是导演杨洁。

歌词里有浅吟低唱：悄悄问圣僧，女儿美不美。有深情狂放：说什么王权富贵，怕什么戒律清规。一首歌代替了千言万语。这词如今看来也许不算出色，但放进那个情境里，就不同了。在故事里，这是唐僧最大的魔障，在现实中，这是杨洁最大的反叛。因为那是八十年代。

在那个年代，讴歌爱情是需要勇气的。在电影《庐山恋》里，周瑜和郭凯敏要互诉衷肠，只能用英语大喊“我爱我的祖国”。李谷一的《乡恋》和她的气声唱法也被看做是靡靡之音。但既然气氛被松动了，艺术家们便努力前行。《北京晚报》终究在中秋节举办了《新星音乐会》，李谷一终究在春晚上演唱了《乡恋》，邓丽君的磁带终究进入了千家万户，杨洁终究把国王与圣僧的爱情写进了歌中。

可以说，杨洁这部电视剧，塑造了很多人对于《西游记》的价值观。孙悟空，就应该是六小龄童，猪八戒就应该是马德华，唐僧……好吧唐僧有三个演员。故事是正面的，精神是积极向上的，这当然也符合那个时代的价值取向。尽管有导演个人的情怀在里面，但电视剧的服务作用不会变，而《西游记》所要传递的，正是改革的拓荒精神。就像阎肃的那句歌词：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

后来看了周星驰的《西游记》，很多人才恍然，真实的孙悟空不是那样高大上的，他本质上是个妖魔，而妖魔是要吃人的。真实的取经路也不是那样，要黑暗得多，要残忍得多。而杨洁，就像孔子删改《诗经》一样，重新定义了《西游记》的精神内核，奠定了孙悟空中华文化头号英雄的地位。这得益于那个电视刚刚普及的时代，让《西游记》获得了难以置信的话语权。

《西游记》另一个让人津津乐道的地方，就是它创作的过程，6年磨一剑。主创们也真是把取经之路走了一遍。包括1987年上映的《红楼梦》，筹拍的时候把演员集中起来训练了3年琴棋书画，这在今天看来简直不可想象。有人把那时候的电视剧创作和现在比，结论是如今这个消费主义盛行的浮躁年代，是没办法再出那样的经典了。我觉得这样比也不算太客观，那个年代尽管有那个年代的匮乏，但也有它的得天独厚。

很多人怀念80年代不是没有道理的，那个年代的特殊之处在于，既保留了计划经济时代相对简单平等的环境，又摆脱了政治运动对艺术的钳制。不久前，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刚刚度过了60岁生日，而这家“梦工厂”最辉煌的年代，也是80年代。美影厂老作曲家金复载说：“那时候没有市场概念，也不考虑任何利益，尽力做自己本职工作，进厂59块工资，一拿拿了20年，到后来才有很少的一点稿酬。做音乐也不考虑花不花钱，排好时间进录音棚，有专门的电影乐团，计划排练录音，完全根据需要。这个体制的好处就是，金钱考虑少了，艺术自己就考虑多了。”

除了一个有些“乌托邦”的创作氛围之外，文革时期的那种政治高压没有了，艺术家获得了更大的创作空间。如果计划经济的物质保障是条件的话，那么创作的自由就是文艺作品辉煌的关键。在这样一个氛围中，受益的当然不仅仅是电视剧和动画片，以电影为例，无论是第五代的电影，还是上译厂的译制片，都在这个时期达到了各自领域的巅峰。同样的道理，对金钱考虑的少，对艺术考虑的多。

然而这样的理想状态是难以持续的，因为这本来就是社会转型期的一个过渡阶段，所以当计划经济走向了市场经济，这个过渡时期也就随之结束了。这对文艺创作的影响是巨大的，首先随着市场的到来，对金钱的考虑就多了起来， 要考虑创作周期，要考虑投资回报率。这时候可没有旱涝保收的国营工厂供养艺术家了，他们为了饭碗就只能向市场妥协。除了过去稳定的创作环境被打破之外，市场还带来了强大的竞争对手，日韩美剧纷至沓来，观众不再是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万人空巷看一部剧的时代一去不返。

   所有这一切成就了86版《西游记》，它拥有一个杰出的导演，一群优秀的演员，一对伟大的词曲作者，它还拥有一个可以容纳匠心的年代，一群热情而专注的观众。任何一个条件都可能成就一部杰作，《西游记》居然全都具备，它怎么可能不传世？

杨洁导演辞世了，我想在《西游记》陪伴中长大的人们会永远感铭于心。就像20周年再聚首时，杨洁导演吟诵的普希金那诗句：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会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将会成为往日亲切的怀念。

本报评论员牛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