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士风流变

30年前还在读高中时，我和一些同学曾为《中国青年》杂志一场“人生的意义在哪里”的讨论所震撼，当时特别想知道“潘晓是谁”。“潘晓”不过是梦魇醒来后彷徨、追索的一代人的代表。我在大学校园里度过了上世纪80年代的多数时光，那是寒冰解冻后春水荡漾的季节，不仅仅思想界、学术界、文艺界，整个经济、政治、社会都在经历着阵痛和嬗变。海外的人和事一波波潮水般袭来：邓丽君、柏杨、马拉多纳、乔丹，还有《加里森敢死队》、可口可乐、麦当劳、托福……而我们的创造性也被激发出来。当时的情形，套句“文革”期间的流行语：“新人、新事、新风尚”层出不穷，日新月异。“步鑫生是谁？”“年广久是谁？”“崔健是谁？”“王朔是谁？”……一个个“新星”、一个个“现象”令人目不暇接。而且自己也情不自禁地汇进了时代大合唱，纵然这合唱是多重的、变奏的。

上世纪末的最后10年里，整个士风民气丕然一变；在我的印象里，只留下了沉沦、放纵写真之《废都》的问世、商业畅销为目的之《说不》的轰动。我曾以一个“80年代遗老”自居，借踞高校讲台之便，苦苦告诉学生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怎样分辨真善美和假恶丑，居然也造就了若干精神上的长期追随者。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逾“而立”之年赴彼岸，先惨淡经营于问学之业，后遑遑奔波于谋职之途。虽“心系母邦”，然身在异乡，却有一种超脱。每一两年回国省亲，惊诧于国内从物质到精神的时时刻刻的变更，感到自己“跟不上形势”。近几年尤其领教了国内媒介特别是网络的发达所带来的缤纷世界，对扑面而来的新词汇、新符号常常发呆，不知所以。不过，也多少知道了作为“非主流”的“80后”——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群体，当然更多地是在文化和社会的范畴内理解这一名词；而近年在国外教的洋学生虽然也大都是1980年代生人，却没有他们中国同龄人如此鲜明的整体特征。

于是，知道了“芙蓉姐姐”。与很多人的观感不一样，我倒觉得白手起家、自强不息的她以自己特有的方式给大家带来了某种快乐，比那些堂而皇之的“莺歌燕舞”要真切。后来，又看到了“芙蓉哥哥”、“芙蓉姐夫”……有友人推荐“走向共和”、“大国崛起”、“百家讲坛”等在国内热播、热议的，或可跻身“主旋律”的剧目，出于职业习惯，我便在教学之暇偶尔一顾。“大国崛起”的主创们虽然没像他们的老师或老师的老师那一代直接到欧美取过经，倒也把脉络和道理说得明白。易中天的“三国”只看过一次，便折服于他的聪明，能悠悠从容地把蜀汉后宫的诽谤逸事娓娓道来，条分缕析之透彻，显示了其国学造诣达到了一种精致的境地。

不过同时，我也纳闷为什么没人讲希腊城邦、大宪章、文艺复兴、卢梭、华盛顿、托尔斯泰、马丁·路德·金呢？看了自己同代人于丹讲《论语》几分钟，不禁联想起当年的“红小兵”形象，但我对不少人郑重地讲：如果没有非学术因素介入的话，中国需要一百个于丹；究竟题材本身是好的！

去年返国再就业，正式融入日常生活。大凡一出门，便有惊心动魄的感觉——大街上风驰电掣的不仅有机动车，还有电瓶车和自行车。见到学界的老朋友、老同学，发现同是中年的他们不少人已经进入收获的季节了。房市的暴涨也提高着他们的身价，尽管对我来说只能望楼而兴杜甫之叹。浏览他们的网站，其学术成就和经历已堪称“专家”、“大师”了，且不说“博导”这个独一无二又俯拾即是的中国大陆头衔。从形象上看，不少人红光满面，意气风发，体现着改革开放带来的成就。记忆中上世纪80年代学人的含辛茹苦换来的大概只有斯文之“名”，20年后还有“利”和“禄”。更是每每惊叹于演讲海报中的介绍词：“特殊津贴”、“首席专家”、“高峰对话”、“前沿讲座”、“尖峰论坛”、“重大攻关”、“……项目”、“……基地”，去海外名校访问、讲学、客座……不一而足。我去年底光顾一所高校的人事部门时，看到评职称的材料在大屋里堆成了一座座山丘，许多人的学术成果得用行李箱、编织袋装载，不由得暗自思忖：自己漫长岁月的异域苦旅莫不是浪费了时光？

可是，闲来浏览互联网上纷纷纭纭的评语，却发现大家谈论当今学人的口吻、用词之鄙夷远远超过当年的“臭老九”之称：什么“砖家”啦，什么“叫兽”啦，什么“忽悠”啦……这让我联想起荀子关于“俗儒”、“贱儒”、“陋儒”一类的定义。好像“读书人”与贪官污吏一起被划归为利禄之徒。记得家父的一位右派朋友曾谈及：当年与其他教师同事被遣送到乡下劳动，听到朴实的村民的议论：“他们都是先生啊！”

相反，大多数在网上表达意见的人却在不吝赞美韩寒，而韩寒自己说：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韩寒是谁？他不过就是《皇帝的新装》故事里的那个小男孩。在欢腾的人群中，他怯生生地喊了声：他没穿衣服呀！

或许可以假想，新装的故事结束后，那个小男孩也会成长为大人。韩寒也会长大吗？几年后，他的稚气和羞涩还在吗？

（作者系历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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