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的蓝星星

李大兴

一

找到几张发黄的活页纸，是写于1979年的一个短篇。之所以能够确定年代，是因为这几页夹在同样的活页纸中，厚厚一摞高考复习笔记里。我依稀记得那年夏天住在中央党校北院父亲的办公室的时光里，曾经写过诗和小说，可是我一点也想不起《蓝星星》的故事，倒是这段扉语还有印象：

每个人心里都有着自己记得的小小的、阳光明媚的角落，在一生充满苦难与煎熬的过程中，可以永远从中汲取力量。

那年我十八岁，但是开头的语气竟然是《百年孤独》式的：“许多年以前，当我在H省的一个小镇上教书的时候……”《百年孤独》是八十年代中期翻译出版的，随即风靡一时，从此我就对“许多年以后”比较敏感了。

我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读高中，准备第二年高考。当时高中只有两年，前一年北京恢复重点学校和高中入学统一考试，我们这拨通过统考进入重点高中的学生后来被戏称为黄埔一期。这场考试我考得特别好，四门课总分376分，是宣武区第一名据说也是全市最高分。因此我颇得老师们宽待，对我时不时旷课睁一眼闭一眼。我从来没有被评为品学兼优，穿着瘦腿裤，书包里藏着墨镜和烟。由于称病免体育课，自然与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三好学生无缘。

从残存的文艺少年诗文和高考复习笔记来看，我当时是一种很分裂的生活：晚上属于我自己，读小说、闲书，码字；白天我属于学校、属于社会，认真而不紧不慢地准备高考。《蓝星星》写的是一个盲女的故事：“阳光照在田野上，照在路边的树上，把嫩绿的生命照得玲珑剔透……我走到她身旁，一双乌黑而茫然的眼睛正仿佛凝视着我。一下全明白了，她是个瞎子。我心中对她的责备顿时烟消云散，而充满了大多数人看见残疾人士都会有的很不好受的感觉。你看到一个有着同你一样的生命的人，却不能同你一样地生活、感受，这种情形简直令人悚惧。”

38年前的文字自不免幼稚夸张之处，而且有些模仿的痕迹，虽然如今我想不起也看不出模仿的是谁。在一个练习本里，我抄录了维柯《新科学》里的一些句子：

由于人心的不明确性，每逢它落到无知里，人就会把他自己变成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

每逢人们对远的未知的事物不能形成观念时，他们就根据近的习见的事物去对它们进行判断。

凡是事物的本质，不过是他们在某种时代以某种方式发生出来的经过……通过这种对想像出来的神明的恐怖，他们开始把自己安排在某种秩序里。

我并不是很清楚，当时是否真正理解了这些今天读起来一点也不过时的话。另一方面我对自己和同时代的人，经过这许多年究竟有多少长进也心存疑问。

同时找到的，还有一本高考地理复习笔记，字迹工整，条理分明。貌似我当年还真的是很用功，如果我记得不错，第二年的高考模拟考试和高考本身，地理考试我都考了北京市第一名。不过最感到久违和熟悉的语言，还是当年政治课笔记要点，第一章是“形式与任务”，第一节是大好形势，有关政治的笔记要点很1979年，其中包括：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文革是非问题、右派摘帽，加强民主与法制，发扬民主，加强党的领导，安定团结。

二

《蓝星星》里的我，骑自行车撞到了盲女。

“那是由于阳光见的少而苍白的面容，像一副纤巧的画，鼻子和嘴都相当精致，略有一点向上翘起。这样的生命，你一看到就会觉得与我们所在的世界很不一致。”

我不知道这段描述有几分出自我的想象，又有几分来自我的初恋，大约相当反映了我那时的审美吧。单相思四年，几次约会后，我第一次体会到失恋的感觉。与其说是悲伤，更多是一种空旷。中央党校北院那时人不是很多，相当安静。西南角有一个池塘，我常深更半夜在那里散步，嗅说不出名字的花草芬芳，看萤火虫在池塘上、树丛间游荡。

那是文学与审美发生深刻变化的一年，不仅是“伤痕文学”的高峰期，“朦胧诗”开始发生深刻的影响，邓丽君的歌声在地下流传。我的朋友顾晓阳曾经写过一篇《奇人马徳升》，记述这位“星星画会”著名画家放浪不羁而又几乎壮烈的前半生，他自幼患小儿麻痹症，1979年在星星画展上以木刻版画石破天惊，被公认为是中国现代派艺术的先驱之一。90年代初他因车祸丧妻并完全瘫痪，却以顽强意志终又恢复作画。

马德升当时就已经因其身拄双拐，健步如飞的形象颇有些名气，我曾经在离美术馆不远的地方从他手里买过《今天》。不过新月诗人和邓丽君的歌词似乎对我影响更大，比如8月27日写的《一个灰色的影子》的第一段：

没有星光的夜里，昏黄

昏黄的灯光独自彷徨

细雨中人儿飘零，流浪

流浪的人儿伴着灯光

拖着疲沓的步子，何方

何方是他的归宿故乡

一个灰色的影子，长长

长长的影子投在地上

这首诗写得相当长，句式讲究，结构完整。

但如果我不是这次偶尔找到这个记录了九页的练习本，我也早把这些诗完全遗忘了。还是要感谢母亲和兄长，他们将旧的物事大部分收藏，这些年他们又只搬过一次家，所以那些少年时代的字迹，才能不管外面怎样风云变化幻而得以留存。反而是我自己青年到中年时，由于搬过十多次家，热情与思想的记录多半随风而逝。

盲女在十年浩劫中随父母回到父亲的乡下老家，后来父亲死了，她却没有回到城里。

“习惯了也不觉得有什么，再说这儿总要比城市美一些。”

我有点惊讶，她什么也不能看见呀！我想他指的是这儿不像城市那么嘈杂，空气也要好一些。但是，她对我说：

“只有这几年我才真正感到了季节的变换，在城市里，我觉得时间一天一天地消逝，每天都是一个样子，可是在这里，大自然每天换一个样子。今天我就觉得春天比起昨天来离得更近了，桃花含着饱满的花蕾，杨树叶有寸许长了，就连西边的群山的远影都青了。噢，我的园子里的蔷薇开始抽芽了，我摸见那人嫩绿的、软绒绒的芽了。”

她笑了，真诚、愉快，她的眼睛也闪出了一种奇特的、发散的光，绝不是常人喜悦地凝视某物的目光，却仿佛像是在梦中一样。一个使人又感动又恐怖的梦。人的心灵寄寓在眼中，但整个世界都不能从她眼里看见她的心灵，她的心灵也看不见整个世界。

尽管如此，她看见了一个多好的春天啊！有好多好多人徒然看见了活生生的春天，却不曾像她那样，在心中织出一幅春天的美妙图景。眼前一片黑暗，心中充满温暖，这使我久久不能平静……

对自己文字的陌生感，大约也不仅仅因为时光流逝带来的改变。我对世界的看法自然不同与1979年，我看到的世界也与那时恍如隔世。让我感到陌生和惊讶的是，在1979年，我竟然能够想象一个盲女看到的世界，竟然能够看到蓝色的星星。我并不知道，今天我是否还具有18岁时的想象力和怀疑精神。那时我显然相信，盲女看到的世界更为真实。后来我读到索尔·贝娄说：我们所看到的世界，从来不是我们想要的世界。我不禁会想，我们究竟看到了什么？

三

疑问发生在1979年，并不偶然。熟悉那两年历史的人知道，1977年的关键词是拨乱反正，1978年的关键词是解放思想。两者叠加起来，便有了1979年。那一年的大事之一是绝大多数1957年错划的右派分子被平反，但凡知识分子多的地方，右派分子就多，我从小就见到了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右派。就连我的中学老师里都有好几位，其中物理课老师以出色的教学和对学生的关爱一直被历届学生怀念。我也曾经是她学生之一，有一段日子每天晚上接受物理竞赛辅导直到近11点才坐末班车回家。只是我很不争气，区里竞赛取前三名时我得了第四名，全市预赛取前50名我是第51名。据说她身体依然很健康，对30多年前弟子的事情仍然记得很清楚。她孑然一身，住在一家养老院里，谁也不见。

父亲所在单位，也有好几位刚刚平反不久的右派。其中一位满头白发，儒雅方正，他的夫人和弟弟都受牵连被打成右派。他的女儿在上大学，暑假时也过来住。我和这位比我年长几岁的姐姐很快成了好朋友，她从小就跟着被下放劳动改造的父母在田野之间度过童年，中学毕业后又去插队，上大学之前，有一大半时间在农村。她虽然说话文静、容貌清秀，却穿着简朴、不事妆饰，别有一种大城市里长大的女孩子多半没有的清新。她的眼睛很亮，待人真诚，但在南方的柔和背后不时流露出坚韧而固执的性格。

她曾经很详细地告诉我一家人在乡间的经历，那些艰辛的往事，她讲得平和、细致，有时温馨。那样的叙述方式本身有一种美感，当时让我很感动。也许就是从她那里，触发了关于盲女的想象。《蓝星星》里的我，是从同一个城市来到小镇的文艺青年。“那时候我在小镇上是说不出的寂寞，远离家乡、亲朋，生活闭塞。”他见到盲女，不免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觉。“自从我和她相识后，我找到了一个生活确实比我要寂寞得多的人，但是她从没有抱怨一点，并且尽可能活得快活，对她的家、花园、猫充满喜爱和兴趣。更重要的是，心里充满美丽的大自然的幻影。”

我从此经常去她的家。我为她读小说或是诗，她静静地听着。我迅速发现她对作品有着惊人的感受力，我只能认为这是由于她的专注。她用整个心灵去倾听、感受，完全沉浸于其中，同其中的人历尽悲欢，陪随着他们哭或者笑。她要我把使她感动的地方重读一次，我往往在重读时体会到某些以往我未曾体会到的动人之处。

记得有一次我给她读了《夜行的驿车》，读完了，我发现泪珠顺着她洁白的双颊流下来。“原谅我，”她说，“这故事太美了，我就像他那样，编出了好多梦想，可是在生活中什么也得不到。“不过我想即使我得到了，也不会好太多。你知道我看不见，我总梦想要是我能看见，一切会是什么样子。可是你尽管你什么都看的见，你也在梦想着一些你从来没见过的东西，你也和我同样希望、烦恼或是孤独。只有这样想，我才不因为自己看不见而感到无可挽回的悲哀,，那样会让我活不下去的。”

少年时，母亲曾经发现我有自言自语的习惯。后来我就不再出生声，但依旧在内心中和想象的人对话。这种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提醒着我在某种意义上，我一直生活在想象之中。一个自己构筑的世界，最终是心灵的栖息之地。这也折射出我的怀疑态度与一种悲观：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理解，终究是一时的感觉，对于内心敏感的人来说，孤独是一种无处可逃的宿命。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一个人如果有自己的世界，也就往往获得了内心自由，我行我素，不计成败，不在乎结果。这与内心强大与否无关，仅仅意味着无论现实怎样骨感，内心可以因为保留一块逃避之地而坚守。

夏天过去了，初恋已成往事，那个女孩来电话的时候，我很平静地回答她的问候，心中已经决定不再见她。秋季开学不久，我就提出申请改学文科。教务主任和老师们都反对，但是我一点没有动摇。我一直记得当时游吟诗人的梦想，只是记不清当时曾写了那么多诗，更想不起蓝星星是从哪里来的意象，那个虚构的我，又是怎样一种寄托？

四

一天，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她的小园子里。那时白丁香正在盛开，香馥在空气中飘浮。她坐在丁香丛旁，她的猫趴在他她腿上。她的一只手搭在扶手上，另一只轻托着爱猫，头慵倦地歪到一边去了。但一听到脚步声，她就抬起头，睁开了眼，仿佛看见我一般，向我点头，露出欢迎我的微笑。“是你吗？”“是的。”我回答说。“你今天带了什么书来?”

我在她身边的草地坐下，对她说：“今天我带了几个我自己编的故事，给你听听好吗？”“太好了。”她笑了，轻轻地拍拍手，“你好像有点紧张？”“我还没把它们那念给别人听过，我不知道它们究竟怎样。”“那就让我来评判好了，吓，我可是很苛刻的呀！”

每当我读完一个故事，她就向我微笑，做个手势，鼓励我继续读下去。我一口气读了我写的所有故事，时已黄昏，夕阳沐浴着她。她的面庞快乐闪光，她伸出手寻找我，我握住她的手，她双手握紧我的手，那乌黑而茫然的眼睛里也流露着真诚。

“人活着像我这样虚度光阴并不难，不是吗?可是要想做点什么却很难，对不？你好像我的哥哥，也是我很尊重的人，要是你相信我，你就应该相信，你所要做的就是写下这些故事来，一个写得比一个更好。你还应该相信，不论出类拔萃或是默默无闻，只要你是用你的心在写，就永远有别的心理解你，为你祝福……”

在夾着这个故事的那一摞活页纸里，还有两页读朱光潜《西方美学史》的笔记，相当说明我当时感兴趣的方向。在经历文革高考中断11年之后，上大学是一代人的梦想。我一方面想着写诗和故事，另一方面很明确地要考北大。也是在1979年，我带着自己写的旧体诗去见林庚先生，他鼓励我考北大中文系，我却没有想去。中文系并不出小说家和诗人这一点我当时就是很清楚的，国门初开，翻译小说、西方文史纷至沓来。弃理从文以后，我好像花时间最多是学外语。读过几本英语名著简写本，如《大卫·科波菲尔》、《汤姆·索亚历险记》，梦想着有一天可以用英语读原著。若干年后，我可以读原著了，却很少有时间读小说。在美国生活了近30年后，我忽然发现自己更多是读中文，用母语写回忆、诗与故事。生活是一个圈，从终点又回到起点这一类感喟，年轻时就曾经读到或者自己写过，经历过才能感到其中难以言说的滋味。

不过1979年对于我来说更多是生命中令人怀念之轻。晴朗天空下，通往陶然亭旁边的少年宫土路上沙尘飞扬，大约是改革开放后北京最早一拨练摊的在路边叫卖形形色色的东西。我从一个穿着领口油光的军绿制服的小伙子手里花两毛钱买了一个戒指，镶着一颗有机玻璃做的蓝宝石。我把它放在书包里带到学校，中午午休时拿出来带在手上，看阳光里蓝宝石折射出的光芒。

那时见到一盘邓丽君的卡带，就像发现了一个新大陆。卡带从一家传到另一家，中间往往还经过转录。有一次我借到一盘带，至少转录过两次，歌声发闷，歌词听不清楚，倒有一声非常清晰响亮的关门声。

几天前和一群校友去温莎KTV唱歌，忽然听到邓丽君的《小路》，这不是她最广为人知的作品，却是我最初听到的邓丽君歌声之一。38年后，我又一次仔细聆听：

走小路有无数，

走大路只一条。

你要往哪里走，

也该让我知道。

天上的云到处的飘，

飘到哪里不知道。

你不要像天上的云，

飘啊飘啊飘的不见了。

两年以后，我调走了……我看见她徒然地睁大了乌黑而茫然的眼睛寻觅我，我的眼睛不禁一热，走到她面前，一膝跪下，拿起她冰凉的小手贴在唇上。她的手轻轻抚摸着我的面庞，仔仔细细地抚摸了一遍，像是要把它记在心里。等我抬起头的时候，我看见她的颊上挂着泪，她那双眼睛又仿佛在凝视着我，那双充满深邃无边的黑暗的眼睛。

她微笑着送给我的礼物，是一串项链，中间嵌着一颗蓝星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