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1976—1978年扬州杂忆

扬州师院中文系的师资大体由两代人组成。老一代中有两类，一类是曾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地高校任教的老师，如来自上海的语言学家王善益、来自北京的文史学者、顾颉刚的弟子李光信、曾留学日本又曾跟随龙榆生、卢冀野学习的章石承等。唐史专家、范文澜的助手卞孝宣也是从北京调入扬州师院的，他并非科班出身，曾做过银行职员。另一类是组建苏北师专时从扬州中学、泰州中学等著名中学调入的中学老师，如文史专家蒋逸雪、唐宋文学专家赵继武、外国文学专家江树峰、文学理论家谭佛雏、语言学家李人鉴、曲学专家徐沁君、历史学家祁龙威等等。这些学者或者有家学渊源，或者曾师从名师，但大多凭依早年训练，自学成材，也可见当年的中学教育之人才荟萃。由于这些学者的地方背景，他们大多能够立足于某一传统，使之发扬光大，在学术领域独树一帜。扬州师院并不是孤立的例子，在江苏省，南京师范学院、江苏师范学院和扬州师范学院的文科，都可以凭借这些学术群落，在各自领域与北京、上海的高校相拮抗。但 1990年代以降，新一轮欧风美雨，学术潮流发生了巨变，加之高校合并，地方院校越并越大，而文科的研究力量却更加集中于北京、上海等地了。与经济领域的放权让利相伴随的是经济活动的非中心化和地方化，但在高等教育领域、尤其是高等研究领域，我们看到的是重新的集中化和中心化。不要说扬州这样的地方，即便是在省会城市，除了极少数例外，地方院校已经很难形成多元并存、各树一帜的局面。

启蒙的氛围

1978年入学的时候，我刚满十八岁。我最希望的，是离开自己熟悉的家、熟悉的环境，但高考并没有给我这样的机会。就在我出生、长大的地方，十八年的生活继续向前 绵延。入学之后，除了周末，我很少回家。八个人一间宿舍，不同年龄的同学居住在一处，黄天铨、陆文宝比我年长十多岁，入学前是中学老师，吴星飞是复员军人，张聪已经担任过公社大大。他们不但有工作经历，有些还有婚姻生活，即便年轻一点的，也对异性或另一种生活有着比我丰富得多的经验。他们对待生活的态 度，熄灯后的荤段子，对我而言，是一种启蒙。

我渐渐地融入了这样的生活，有时竟然忘却了这是我从小生长的地方。那时大家很用功，学校限制 夜晚看书的时间，不同宿舍悄悄换上了瓦数稍高的灯泡。我们宿舍也不例外。有一回，学校派人到宿舍检查，不记得是谁先跟来检查的老师顶了几句，争执中，我也 介入了。现在完全记不得是什么表现，但事后系里找我母亲谈话，说要给我处分-其实只是震慑而已，并未付诸实施。不过，集体生活让我忘记了自己与这个从小生 活的环境的真实关系，却是一种新的身份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迹。在熟悉的环境中，人也能为自己创造陌生感以获得自由，这是一个小小的例证。

师范学院实行伙食配给，每月生活补贴17元，其中14元交给学校算是伙食费。一日三餐，围着每个方桌共八个人，没有凳子或椅子，一律站着吃饭。一个木桶盛饭，一个脸盆装菜，早餐则是木桶稀饭，脸盆里装馒头。我的餐桌上有四位女同学，而全班才十位。相较于邻桌的风起云涌、气吞山河，我们桌子风度较好，和风细雨，有时候饭已经吃光了，菜还有些许剩余。但这也产生了风度与效率的矛盾，需要加以解决。我们开始分食，将菜分到个人碗里，既保持风度，也不顾此失彼。也许每个人都有分菜的义务，但我只记得给我们分菜的女生总是弯着眉毛，带着笑意，用长柄的勺将荤素搭配的菜均匀地放入每人的饭碗。1979年10月10日，也就是我20岁生日那天，我们在仪征农场劳动。农场的伙食很简单，我完全不能记得吃些什么，唯一记得的是用短波听邓丽君的歌。20岁算是成年后第一个重要的生日，我告诉了一位朋友。他建议去六圩镇上去买点什么。我们满怀期待地走到镇上，什么吃的也没有看见，最后总算是买了一包麻花。不知道那段路程有多长，在我的记忆中留下的是一个对比，即在泥泞的道上走了很久和手中用牛皮纸包着的一包麻花。

好像是入学后的第二年，临近期末，凌晨食堂的锅炉放蒸汽，不知哪位起夜的同学听见了，以为是地震警报的声音。他跑动起来，惊动了更多的人，霎时间空洞的楼道像是中了邪似的晃动起来。二班的一位同学把楼道 当跑道，启动，助跑，冲出西侧的窗子，一道优美的弧线划过，从二层楼飞越在风中摇曳的树冠，落入了楼外的池塘，比同年级三级跳冠军飞得还要远。我们宿舍也被惊醒了，一位同学从二层的床上翻身而下，落在窗前的桌上，接着如影随形，身子就到了窗外了；睡在一层床铺上的小徐见上面有黑影掠过，一个鹞子翻身，鱼跃 般穿入了夜空。他们在慌张中忘记了自己并没有长翅膀，扑闪了几下，就在黑暗中坠落了。等到同学们从惊恐中镇静下来回到楼内，发现我们宿舍少了两人，往窗外看，见两个形似弯弓的人形，像两只折翅的黑天鹅，相隔不远，一横一竖，各自卧于窗外的草丛中。

我那天没有住在学校。如果住在那里也会飞入 夜空吗？我问过自己，但没有答案。等我见到两位勇闯夜空的黑天鹅时，他们已经躺在苏北人民医院的病房里了。一位脊柱裂缝，另一位肋骨断了四根。两位的父母陪伴在侧。那天我担任看护，恰逢王小舒的叔叔-他是苏北人民医院的主治大夫--带着卫校的一群女孩子在那里做临床测试。他抚摸着小徐的身体，从上往下，一寸寸深入，问哪里疼痛。小徐嘴里哼哼着，但等到小舒的叔叔从他的腰部继续往下，要脱掉他的短裤时，他突然不再呻吟了，双手紧紧拉住短裤的两侧，护住大防， 脸上显着倔强和无助。实习的护士们见状往后退去，但小舒的叔叔并不让步，他说翻过身来检查后面吧。小徐在父母的劝说下屈服了，结果是先翻了过去，然后又翻 了过来....。。幸而，不久之后，他们都陆续康复，没有落下后患，却从此不再飞翔。

这个年纪的人不免要碰到爱情问题。那时的中文系与现 在的中文系的最大差别是同学中男女比例截然相反。现在学文科的多为女生，而那时同班女生大约只占五分之一。入学之前，对爱情的了解，我是从小说中读到的。 外国的如《钢铁是怎样练成的》、《复活》、《红与黑》、《牛虻》，中国的如《二月》或《伤逝》，还有苏联小说《岸》。入学后，古典文学课中念《诗经》中的 相关片断，念杜牧、柳永、李清照的作品，或是《西厢记》、《牡丹亭》、《红楼梦》等戏剧、小说，印象很深，但我的爱情观主要是被外国小说塑造的。宿舍熄灯后的荤段子对我有启蒙作用，但主要涉及性的问题，而与爱情无关。这类段子，我后来在秦岭锻炼时听到了更多，终于相信巴赫金所说，民间文学的精神是“向下的”。大约从二、三年级开始，同学之间的青春热情开始萌发，先是演出诸如《于无声处》等话剧，后是组织乐队和合唱队，各种恋爱故事也渐渐流传，年龄稍大的 竟敢手牵手地在校园中穿梭了。有一个同学一度爱上了爱情，表情神神秘秘，面色渐渐苍白，样子却越发地神采奕奕了。我们弄不清谁是他的爱情目标。同学们窃窃 私议。他总是一人独行，目不旁顾，在窃窃私议的庸人中穿行，如入无人之境。那时，他只有一个目标、一种痛苦、一个念头、一种欢欣，而在别人的眼中，他成了精神病患者。

不记得是哪一年了，我与王小舒站在三楼教室前聊天，谈及刚读过的通信体爱情小说《公开的情书》。这部作品不是什么好小说，但那种将恋爱当宣言的哲学方式让我们很震撼。那样的小说与身边的故事很不同。小舒是能够理解那些“哲学”而又懂得生活的逻辑的人。或者说，他懂得自我嘲讽而不放弃哲理式的思维。2010年，我去山东大学，与他及夫人再次见面，已经是二十多年后的事情了，但还那么亲切。他批评我属于读小说有些中毒的类型，至今不懂得“生活”....。。

1978年至1981年的氛围是所谓“启蒙”。那时知青小说、伤痕文学登上了舞台；徐迟的报告文学和稍后出现 的“社会档案”文学也属于这个氛围。到现在还记得《哥德巴赫猜想》开头那段关于仙鹤的描述，后来从电视中看到陈景润的模样，很难将他与徐迟笔下那个鹤顶鲜 红、浑身纯白的高蹈形象联系起来。《今天》派的朦胧诗是文体上的启蒙，但扬州并不处于文化中心，北岛、舒婷的诗歌最初是从就读于南京大学的柏鹏那里传抄来的。像许多大学的学生一样，我们班也办起了一个墙报，标题叫做《野花》，而我那时是更倾向于“野草”或者“丛莽”之类的，大概是受了鲁迅的影响。彭骥鸣的 散文、殷伯达的小说，好像还有吴瑞祥的文章，都在上面刊登过，我贡献的，是纯属模仿的朦胧诗。现在只记得一句，是“月亮也落下去了”，大概谁也没有弄懂那是什么意思。

墙报办了一段时期。后来出了批《苦恋》的事情，时间上应该是1981年的夏天。我们想不通，决定举办一个讨论会，公开讨论这 件事情。我也是筹备者之一。但不知怎么搞的，校方知道了，觉得很严重。他们向身为班长的华学诚施压。我记得系主任刘传桂老师等将我们几个参与其事的同学找 到系办公室，劝说我们不要举办会议了，我始终拒绝同意。但我并不是班干部，压力不在我的身上。最终会议被取消了。学诚知道我为此不高兴，对他不得不做的妥 协有意见。那天晚上学诚来开导安慰我，这事就这么过去了。这是记忆中亲身经历的自由讨论的第一次挫折。

毕业的时候，学诚终于要离开，或许 就是受了此事的牵连。他很消沉。我那时完全理解他的处境了。跑去看他时，他送了一个本子给我，扉页上写的是“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本子早已不知所终，但从东坡那里借来的两句题诗却记住了。学诚是一个不屈的奋斗者，他后来回到扬州师院，此后又辗转上海，成为一位出色的语言学家。现在我们竟居住在一座城市里，相距仅二十分钟的路程吧。他永远是领导者，当年是班长，现在是北京语言文化大学的人文学院院长，连在北京的同学聚会也都是他招呼。对于母校的变化，他比我这个从小生长于斯的人还要清楚。

友谊的形成各种各样，例如与吴星飞的友情是在回家的路上形成。1991年，在他担任江苏文艺出 版社社长的时候，我们合作出版了《学人》丛刊；那时他来北京、我去南京，或者在扬州，见面是经常的。吴小平是我的同桌，我们各自早起晚睡，背诵英文和古文，他有时候喜欢比试，利用他的超强记忆力想压倒我；每次看我说不出某个英语单词时，就得意地笑。好多年后，他担任江苏凤凰出版集团的负责人，促成了我们与江苏教育出版社的合作，出版了多语种的文化研究刊物《印迹》。我们也因此有机会时时碰面。1993年，我在瑞典与高建平、李明夫妇相见，又一道去俄国、丹麦和希腊旅行，再往后建平回到国内，成为我在文学所的同事。

殷伯达是才子。那时他常常将写出的小说手稿交给我看并提意见，我就在灯下一页页翻过去，用铅笔在旁边做注释和评论。他心高气傲，但在临毕业前，忽然发现尾骨部位有增生，开刀后留下了一些后遗症。他的腿从此有些轻微颠簸。有一度时期，这个疾病到底会怎样发展并不清楚，重复做了手术，他情绪低沉。但也恰在此后，经同学的介绍，他认识了现在的夫人小张，一位贤慧的女性。没有她的精心照料，伯达的生活恐怕是两样的。他毕业后的那个时期，我们交往很多。病与婚姻，对于伯达的情绪和性格的改变，可能比其他任何因素都更为深刻。或许对所有人来说，这两件事情都是最容易被忽略的、能够改变并型塑人的生活的特别重要的力量。

1996年起，我在《读书》编辑部兼任主编，突然收到老同学周群的一个朋友的来信，说周群病逝了。我大惊失色。来信讲述了周群在南通电视台工作的一些情况。这位朋友说周群谈起过我，她很为周群的不幸和曾经遭受的 委屈抱不平，希望我能够写一篇悼念的文章。在静静的夜中，我搜罗关于她的记忆，二十年前的形象渐渐浮现，那么美好。她扔铅球很远，但笑起来很文静。班上编组时，她曾跟我分在一组，记忆中，她总是安静地坐着，话不多。偶尔在校园里见到她，她总是挎着一个军用书包。不知道哪来的印象，似乎她的家庭有点军队的背景。毕业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文章发表在南通的报纸上。不久之后，收到周群父亲的来信，说很感谢，也很欣慰。这是我第一次为自己的同学写悼文。

大学三年级以后，我的读书兴趣渐渐地偏向近现代思想和文学。那时与刘祥安聊得很多。他是兴化人，地道的农民出身，有一种脚踏实地的思考习惯。每次他从兴化来学校，总会带盐水瓶装的家酿烧酒一瓶，我们就着简单的熟食，时时喝得面红耳赤。临毕业前，祥安与杨汉彬相恋，此后一道去了启东。我有一次去那里看他，汉彬挺着大肚子给我们做螃蟹下酒。下午我和祥安去散步，坐在海边看黄色的浪涛拍打堤岸。祥安若有所思地说：波浪缓缓的、持久的拍打是最深刻的....。。我们 那时一起读李泽厚的思想史论和《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文选》。这部《时论文选》，我至今在教学中还用。

我从中文系毕业，后来的研究集中于 思想史领域，那时的阅读-当然，还有那时的思想的氛围-大概是起了作用的。但真正衔接起这两个领域的，是对鲁迅研究的兴趣。扬州师院中文系的现代文学专业 也是一个较强的领域，除了章石承、郑彤等老一代的先生们之外，中年一代的老师如曾华鹏、李关元等在现代文学领域处于领先位置。“文革”期间，鲁迅作品是必读书，扬州师院中文系参与了《鲁迅全集》的注释工作，曾、李两位老师承担的是《野草》注释。他们对《野草》及鲁迅小说的研究深入、微妙。李关元老师的课长于文本分析，细致入微又留有思考的空间。他喜欢中外戏剧，会哼京剧、昆曲的唱段，在他的指导下，我除了系统阅读曹禺、老舍、丁西林、洪深等人的现代戏剧文本之外，也对易卜生、契诃夫、奥尼尔等人的作品着迷。我从未从事过戏剧研究，却对戏剧及其表演保留浓郁的兴趣，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在我所读的剧本中，最喜欢的也是演员们很难处理好的一句台词，是《海鸥》中的这句话：

“我是一只海鸥！....。。呵，不！不！我是一个女演员！”

谁是1977级？

在20世纪，时代这个词神圣而又普通。我入学时18岁，而年长的同学的孩子已经十一、二岁了。干部、教师、工人、农民、职员、知青，或者还有其他的身份，在这个时刻都变成了大学生。在此后的岁月里，像这样将年龄、经历、背景如此不同的人组合在一起的方式再也没有出现过。因此，77级，还有78级，大学生这个词所包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是其他任何时代所不具备的。年轻时读俄罗斯文学，那里的主人翁们遭逢各种事件时，总会慨叹“生活啊！”在念这个词的语调里凝聚着只有在19世纪的俄罗斯才具有的意义，若用王朔的方式念，或用张艺谋、冯小刚的方式念，味道就变成“非诚勿扰”了。我们恰好就在这两种慨叹的方式之间各自展开自己的道路，如高速行进的车轮，不同的要素辐辏般地关联在一个奇异的速度之中。我们颠簸向前，弄不清这个车轮是圆的，椭圆的，还是近于方型的，辐辏之间是否还有断裂的虚线，却少有旁顾的从容。走笔至此，忽然忆起1990年我在秦岭山中蹬着自行车，蛇形蹒跚前行。登至峰顶，四面豁然开朗，举目张望，夕阳浸染的云层下，唯见苍山如海，过去的行迹与未来连成了变幻的一片。有时候，你说不清哪儿是你的过去，哪儿是你的未来。老马克思说过：“成人不该在更高的 阶段上重现他的真情吗？在每一个时代，它自己天然的纯真性格岂不是活跃在儿童底天性之中吗？为什么人类历史底童年时代，在它发展得最美好的地方，不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它的永恒的魔力呢？”

从头越。

从头越 

苍山如海，

残阳如血。

就是在那一年，我的老师章石承先生在扬州病逝，另一位老师唐弢先生一病不起，长卧于北京协和医院。三十一岁生日的那天，在秦岭之颠，我在笼罩着烟雨的山峦和激出白色浪花的深涧之间，眺望遥远的北京，心里开始了对于故乡的漫长的思念。青春的岁月过去了。

毕业三十年了，过去岁月的痕迹还在体内作怪，就像是一种遗传的精神病症，不甘地在寂寞中甦生，逼迫我们回望自己塑造的过去。就像被搅起的沉在河底的落叶，再次翻卷于宽阔的水体，那些微澜并不只是水面清风的造物，落叶自身的微力或许也是造成变化的成因。在湍急的流程中，谁能区别浪花和深流呢，它们相互转化，本属一体，倒是落叶的漂流标示着运动的方向。生活就如博尔赫斯的名句：“水消失在水中。”

来源：人文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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