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台北看场电影

去过很多次台北，但第一次去看电影还是在半年前的一次参访行程。在信义区一家诚品分店楼下，中正大学罗世宏教授带我们观看了《汉娜。阿伦特》。因为是上班日的下午，我本以为这样的小众电影应该只有极少人感兴趣，但电影院里还是有三成左右上座率，而且还遇到了许多台湾媒体人朋友。

那次最想看的电影是《看见台湾》，但可惜的是这部电影当时还未上映。我们不曾站得那么高，也不曾低下来认真看看身处的世界，这部纪录片后来获得广泛好评，还获得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在这之前，能让许多大陆年轻人记住的台湾电影是《那些年》。加上之前的《艋舺》和《赛德克巴莱》、《海角七号》，在大陆的票房都不是很好。

和香港电影一样，近二十年是两地电影最失落的时光，侯孝贤、杨德昌开创的黄金时代，他们的电影就像邓丽君一样，始终未能登陆表演，但深深影响了一代大陆文艺青年们。

当然台湾电影在大陆卖不好，大陆电影在台湾的票房也相当一般。比如在大陆火得一塌糊涂的商业片《泰囧》和《让子弹飞》、《中国合伙人》、《一九四二》、《唐山大地震》等，台湾观众直呼看不懂，票房也烂得一塌糊涂。只有《失恋三十三天》这样的都市爱情故事以及《画皮》、《甄嬛传》在台湾收获满满。

在两地欢迎程度差异的电影大多数是本地叙事，你描述你的悲情和沧桑、荣耀，但我却找不到共同回忆。“同文同种”没有错，但能让两地人同时喜欢的电影更多是一些古装片、传统的价值，以及对人类社会进入后现代社会所面临的共同问题的思考。前者或许还有文化上的地域性，后者则没有。

因为课堂以及媒体的灌输，有许多大陆青年人有台湾情结。这种教育对青少年时期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哪怕后来接触到真实的台湾人，依然有一种很特殊的情怀。在大陆，虽然许多网友在涉及到物价、户籍、司法等问题上十分不满，但这些批评者一旦探讨台湾本土化和主体时，态度会发生180度转弯，一种“同文同种”的情怀久久不能释怀。

除了80年代末才得以回乡探亲的国民党老兵外，也没有那么多人有“乡愁”。更何况，因为1985年的割让和1949年以后的两岸对峙，早就有无法愈合的断层。那些电影里的辛亥革命、老民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这些台湾本土人都没有经历过，台湾社会经历了与大陆彻底不同的现代化和历史过程，并跟大陆社会形成完全不同的政治社会系统，造成了两岸之间历史经验及其解释架构上一直有落差。

比如《海角七号》展现开放的便是台湾本土想象，不仅仅只是爱情片。《一八九五》也绝不是我们熟悉的英雄邓世昌，更多描述的是台湾人如何在战争中不断被遗弃的心理情结，同时也让客家人在台湾的主体性角色，鲜明地呈现出来——从北方移民南下的客体而成为守护台湾的主体，让客家台湾人以往被描述的原乡意识、作客心态，彻底改观则唤起台湾人关于台海历史的记忆与主体性思考。

虽然侯孝贤和杨德昌常成为我们用来表达对张艺谋、陈凯歌大陆第五代导演不满的台湾案例，但我相信，《悲情城市》等电影若登陆，无论是当年或今天，都很难在大陆取得票房上的成功，但比现在的台湾电影好的是，会留下口碑。拍《悲情城市》是因为一首名为《港都雨夜》的歌曲触动了侯孝贤的内心，他突然想把“台湾歌那种江湖气、艷情、浪漫、土流氓和日本味，又充满血气方刚的味道拍出”，然后有了朱天文在《悲情城市》剧本里的那一句话“雨雾里都是煤烟的港口，悲情城市”。候口中的味道，哪怕像我这样从小收看台湾本土剧长大的闽南人都难体会。

台湾已经不是传统中国可以概括了，价值观的多元化、文化上的轻盈等，都是台湾人数十年努力的结果。《汉娜阿伦特》等小众电影得以引进，并有一定受众便是很好的证明。或许对许多得以有机会到台湾自由行的大陆青年人来说，台湾是个厚重与小清新并存的所在，它的确保留着一些大陆已经失去的传统，的确有一些民国遗风，表现在语言或者是说话的方式上，但更有属于自己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