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歌赛暂缓举办 曾开创中国文艺先声

青歌赛曾开创了中国电视文艺节目的先声。如今，随着公众审美旨趣的改变以及涌现出更多元化的节目形态，青歌赛似乎到了改变的时候

本刊记者/陈涛

“当听说要延迟或者不办了，我心里跟刀割一样。”邹友开坐在一个茶馆里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道。他提到的是“青歌赛”。1965年大学毕业后，邹友开就到中央电视台工作，青歌赛是他一手创办起来的节目。

本来，“七一”前后的这段时间应该是青歌赛颁奖的日子。但今年的比赛取消了。今年4月中旬，央视宣布，第十五届青歌赛暂缓或将推迟至明年。

和已经退休十年的邹友开不同，秦新民仍在央视忙于各类工作。他从第七届青歌赛开始参与节目策划。在央视大型节目中心的办公室里，他从电脑屏幕前抬起头，喝了一口茶，想了想说，“在2010年第十四届之后，我们就想有个大的赛制调整。但去年的工作比较繁重，建党90周年，好多大型任务要忙，就没有顾过来。这个事不可能急，要一次改变成功，创新成功，就要做很多基础性的工作，干脆就空一年，今年认认真真把方案拿出来。”

作为上世纪80、90年代最辉煌的电视文艺节目之一，青歌赛曾推出了韦唯、毛阿敏、蔡国庆、解晓东等明星。而在今天更加多元的收视选择和各类新型选秀节目的映衬下，这档拥有28年历史，两年一届的歌唱比赛显得有些落寞。

“为的是选拔国家人才，不会去刻意迎合观众”

青歌赛通常被看做中国最早的电视选秀。该赛事的创办者邹友开从1984年首届到1998年第八届一直参与策划或担任总策划，他也认为，“我们青年歌手大奖赛里面就带有选秀性质，尤其是业余组，都是来自老百姓。”聊起这些时，他喜欢用“中央电视台”“青年歌手大奖赛”这样的全称。

但从第七届开始参与策划，后担任历届总策划的秦新民对节目性质却更加谨慎，“我们是选拔人才，和选秀是有区别的。人才的标准决定了专业素质，具有专业性和权威性，以及一套严格的评选标准。而秀的标准是娱乐，是通过一个事件或噱头引起广泛的关注度。”

今年青歌赛暂缓消息传出后，多数评论认为，青歌赛的收视率在如今大肆兴起的选秀节目中受到冲击，有媒体评价，“2006年以后，青歌赛几乎就没出现过全国知名的选手。”而这恰恰是“超女”“快男”兴起继而鼎盛的年份。

邹友开说，创办青歌赛的宗旨就三句话：推出新曲、推出歌手、繁荣屏幕。“你看看，毛宁(微博)、毛阿敏、那英(微博)、田震(微博)，哪个是专业的？我们一开始就带有选秀性质，虽然当时还没‘选秀’这种说法。”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最初审查业余组时特别严格，得看身份证是哪儿来的人，必须是没有学过声乐的。

发展至今，青歌赛选拔歌手的标准又是如何？秦新民说，“这种国家级和专业性的赛事，我们首先考量的还是技术标准。至于不同届数，它有一些社会因素在里面，比如说现在人们的欣赏口味，艺术思潮的发展会影响到人们对一个歌手的判断。但这种判断并没有明确的条条框框，它只是在人们的主观印象中，是一种不自觉的影响，这是一种渐变。”

第十五届推迟到明年举办，正是“要创新，要综合分析，包括找专门的机构分析此前十四届的赛制。”秦新民说，目前正在征求意见阶段，征询对象包括主办单位、评委、音乐界、艺术院校，还有包括青年学生在内的不同层次的观众。

与众多以青年观众为主要收视对象的选秀节目相比，秦新民认为：首先青歌赛的级别是国家级的；第二，它的选手范围是全国性的；第三，它的规模庞大；第四，评委结构高端，结构布局也更整齐，全国顶级的专家不可能那么集中到地方台，因为平台不一样，而且“地方在财力上不一定跟得上”。

在他心里，“最大区别是，选手的歌唱技术是有规定性，在把握好技术规定性的前提下，再去做一些个人发挥的东西。”“创新办好十五届”，关键是专业标准不能降低，“为的是选拔国家人才而不会去刻意迎合观众。” 

“《月亮代表我的心》有什么不好？”

“改革开放的春风先吹到经济领域，然后吹到了文艺领域，吹到了电视界。”邹友开感慨地回忆。1983年他从央视社教部的文化生活组组长调任到文艺部担任副主任。

1984年4月，央视文艺部主持了“全国电视文艺暨文化生活研讨会”，会上决定举行全国性电视文艺评奖即“星光奖”，另外一个决定就是举办“青歌赛”。

几个月后，青歌赛的第一届开幕。当时不分唱法，歌手都在一块儿比，录播。“效果不太好，现场也不怎么鼓掌”。在这一届中，邹友开还发现得了名次的都是美声和民族的歌手，并没有通俗歌手获奖。“首先通俗歌曲在当时就没有地位，并且社会是持批评态度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邓丽君的歌被称为‘靡靡之音’，还有李谷一的《乡恋》也受到了多年的批判。”多年之后，邹友开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到1986年准备举行第二届时，邹友开希望能有重大改革。首先是分民族、美声、通俗三种唱法，然后是现场直播。事实上，现场直播已经不是难题，刚刚举办的几届春晚为此提供了经验。在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最大的困难是加入通俗唱法这一形式。

邹友开首先给台里打报告，“台里的领导也比较开明，表示支持”，然后是去广电部(广电总局前身)打报告、提交方案和立项。但在广电部那里，通俗唱法直接被“枪毙”。他直接去广电部相关领导的办公室游说：“现在流行歌曲已经像洪水猛兽般北上呢，我们是堵还是疏？堵肯定是堵不住的。再说年轻人都很喜欢，《月亮代表我的心》挺好听的，有什么不好？”

得到了被拍桌子的回复，“邹友开你搞什么名堂？这是中央电视台，咱不搞那些(通俗的)。”第一次去，没批。邹友开又去了第二次，也不批。又去第三次。广电部领导说，“你怎么还来啊？”“我们再商量商量嘛！”这时邹友开事先联系好的一些艺术家和专家纷纷向时任大大打去电话。歌唱家李双江(微博)在电话里陈情，“我昨天参加了他们的策划会，今年的青歌赛想分出通俗唱法，我是民族唱法出身的，我非常支持他们。”最终，广电部领导扛着可能出现的巨大舆论压力，将新一届青歌赛的赛制批了下来。

邹友开回忆起当时的艰难，“即使批下来了，还有很多阻力和反对声音，我们想了办法，把王震拉进来当顾问”。于是“第二届青年歌手大奖赛”由共和国上将王震亲自题词，并且邀请他颁发通俗歌曲的奖项。这意味着，通俗歌曲终于被承认。多年以后有专著评出“影响中国流行音乐史的20个人物”，邹友开作为电视人出现在榜单中。 

“具体时间也说不准”

此后，青歌赛在第二届确定下来的赛制上又历经多次改革，邹友开在任期间，最大的变化在于1998年第八届，一是增加团体赛，二是增加综合素质考核。

“增加团体赛，因为我们的选手从地方台选送，一火了，歌手得了名次都是个人的，跟地方台没任何关系。地方台积极性不高，甚至还出现关系户。”邹友开说，搞团体赛，送来的歌手先参加团体，然后再说个人成绩。且团体的质量关系到地方台的荣誉，“这样就在某种程度上堵住了关系户，并且提高了地方台的积极性”。

由于很多歌手连最基础的乐谱都不认得，部分歌手的文化素质也不高，所以有了“文化素质”和“专业素质”的考核。而在当年的大众审美和节目形态环境下，这些考核过程会增加现场的多样性、趣味性。

到2000年时，邹友开已从央视退休，或许他也没想到“综合素质”考核在此后的几届青歌赛中竟引起了社会上的广泛质疑。尤其余秋雨在担任文化素质考核评委时的发言曾引发巨大争议，成为当时网络热点。

秦新民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我们当时不做回应，作为比赛的主办单位特别是比赛期间，一定是非常中立的，你说该怎么去回应，你是得罪观众呢，还是得罪当事人？我们不能护短，也不能对观众的意见置之不理。”

至第十四届时，综合素质的考核逐渐减少，并未完全取消。邹友开至今都觉得这个环节本身没有问题，关键还是应该从主办方去找问题所在，而不应该去说赛制或观众的问题。

他甚至希望记者能转告目前青歌赛的组织参与者两句话，“车到山前必有路”“创一个电视名牌很难，毁一个名牌很容易”。

至于明年的青歌赛是否可以按时举办以及如何改版，秦新民说，“还没具体形成方案。”央视大型节目中心主任张晓海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有了结果，我们会召开新闻发布会，但具体时间也说不准。”

而很多省市电视台仍然选拔了歌手，做好送往央视参赛的准备。青岛等赛区甚至在去年10月就完成了初选，准备和济南等市PK，最终代表山东省参加第十五届青歌赛。但现在似乎一切都尚在变化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