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万历朝展：文玩折射士人雅趣

当历史因时光久远而模糊不清，因史料浩繁而枯燥琐碎，文物就成了历史最生动的见证。文物背后的历史，不再是冷冰冰的历史规律，而带有鲜活的细节和丰富的情感和生活细节。

苏州博物馆[微博]正在举办的《回望大明――走近万历朝》，共借展首都博物馆[微博]馆藏的金银器、玉器、瓷器和文房用品等108件(组)，其中那些与苏州有关的文物，以一个个历史的断面，让我们得以窥见明代苏州的社会生态和生活细节。

元宝里的“经济特区”

展厅入口处，有一批银锭和元宝，因为时代久远而颜色灰暗，有些地方还因氧化腐蚀而残缺，其中三个大元宝出自万历皇帝外祖父李伟的夫妻合葬墓，每个重约1.8公斤，银锭上的文字表明，这是苏州府吴江县解送的金花银。

在万历时期，金花银是皇室的财产，专指各地赋税折成银两后，不入国库而进入皇帝内府的那部分。赋税不交实物而折成银两交纳是中国赋税制度的重大改革，而这一改革正是在宣德年间，由巡抚周忱和知府况钟在苏州率先推行的。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在某种程度上亦可被视作“苏州经验”的深化和推广。

据苏博研究明清史的李喆博士介绍，在赋税改革之前，苏州以全国3%的人口承担了11%的米粮赋税，每年担负税粮多达270万石。据统计，苏州一府7县的税额超过了浙江66县。更为麻烦的是，当时征收赋税主要是实物，农民交纳的粮食需要自己运输到北京和南京等地，远的往返一次需要半年以上，严重影响生产，因此农民大量逃亡，土地严重抛荒，社会矛盾激化，民众生活窘迫，城东一度残破得“荒落不可居”。到况钟上任时，苏州已拖欠税粮760万石。周忱和况钟除了奏报朝廷，每年为苏州减免赋税70万石，还推行了不交实物，而以“金花银”或绢、布交税的改革，大大减轻了人民负担。那么，该交纳的粮食又如何运输呢？况钟想了一个办法，当时江南各地驻军均到淮安领军粮，去时空船而去，况钟便雇佣军船，将苏州的粮食转运到淮阴，使苏州人免去运输之苦。

根据史料，周、况改革时4石米折一两银子，而到了200年后的万历二十年，1石米要卖1.4两银子。换算下来，展览的元宝在改革初期值192石米，而到万历二十年还买不到35石米，贬值了5倍多。为什么银价下跌如此厉害？主要原因是贸易顺差使得国外的白银大量流入中国。隆庆、万历年间，世界白银生产达到高潮，西方殖民者携带美洲的白银购买中国的茶、丝和瓷，使大量白银流入中国市场。据统计，16世纪中期到17世纪中期，流入中国的白银约为1.9亿两至2.7亿两之间，这为明代商品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使中国社会迅速地富庶起来。

巧匠见证姑苏繁华

松树虬枝老干，松针繁藏，三只松鼠上蹿下跳，神态活泼，充满生机，这是明代朱小松款竹雕盒上的生动画面。

朱小松是苏州府嘉定县(今上海松江)人，和父亲朱松邻、儿子朱三松并称嘉定派竹雕的“朱氏三松”。朱小松嗜酒，往往喝醉了才动刀雕刻，而且从不改变作品的风格迎合市场，一件作品要一两年才能完成，非常难得。晚年中风后，有朋友劝他戒酒，他洒脱地说，“去本无妨留亦得，何人不是远行人”，这份潇洒豁达很有名士派头。

明代苏州手艺人的的素养普遍较高，这与苏州经济发达、人文荟萃有关，文人那种悠游自适、讲究韵致生活的风尚，提升了工艺美术的品位，文人和匠人的结合，成就了“苏作”的盛名。明代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写道：“良工汇集京师，工巧还推苏郡”，可见苏州工艺的地位。而明代张岱在《陶庵梦忆》中，列举了一批苏州工艺名家：“ 陆子冈之治玉，鲍天成之治犀，周柱之治嵌镶，赵良璧之治梳，朱碧山之治金银，马勋、荷叶李之治扇，张寄修之治琴，范昆白之治三弦子，俱可上下百年保无敌手”。直到今天，苏州的工艺美术仍然领先全国。
名家作品价值不菲。据记载苏州折扇制作名家沈少楼、柳玉台的扇子一柄能卖到三四两银子，若非经济繁荣，很难集聚如此多的名家大师。“苏作”的艺术品位，实则受士人的引领和市场的支撑，在能工巧匠的身后是一个富庶的苏州。文学家袁宏道曾于万历年间在吴县做县令，他给我们留下了生动的社会生态：“歌楼少醉十日，舞女一破千钱”说的是纵情声色；“百千一注不洗手，赢来赌取少娃眠”说的是豪赌纵欲；“露帏则千花竞笑，举袂则乱云出峡，挥扇则星流月映，闻歌则雷辊涛趋”说的是苏州人节庆游玩的盛况；“茶烹无色水，香炼不燃烟”等大量诗句记载了他和文人雅士们品茗对弈，吟诗作画，契阔谈宴的雅致生活；“海错之珍异，百巧之川凑”，说的正是奇珍异宝、能工巧匠云集的繁华景象。

苏州的消费主义盛行，只是全国社会风气的一个缩影。全社会的价值取向都从勤俭、质朴转向享乐、浮华，一方面传统道德规范在瓦解，另一方面人性也得到解放，思想与文化极度活跃。这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密不可分，万历皇帝长达30年不上朝，带来了政治腐败、王朝没落的恶果，因此史家认为明名亡于崇祯，实亡于万历，但这也意味着对社会控制力的减弱，形成了宽松的社会环境，社会生活既有拜金、纵欲的世俗化倾向，也透露出追求个性、开朗新鲜的时代气息。

文玩折射士人雅趣

明代苏州人文鼎盛，展览特意将文人雅趣作为一个重要板块。展品中，有一块长方形的青石抄手砚，材质并不名贵，式样质朴无华，却因名家的典藏和题刻被赋予了文化的内涵。

砚身右侧刻有“毛氏汲古阁藏”六字，苏博的古文献专家李军告诉记者，这表明它曾是明代苏州虞山(今常熟)藏书家毛晋的案头清玩。毛晋藏书8.4万册，曾贴出告示，以每页200钱的价格求购宋版书。他还是历代贡献最大的私人刻书家，一生校刻《十三经》、《十七史》等600余种古籍，宋版《说文解字》正是因其翻刻才重见天日，为清代朴学兴盛奠定了基础。这方砚台，想必曾在毛晋手边，陪伴着他青灯古卷校勘历代文字。到了清代，此砚被满族书法家、诗人铁保收藏，清代书法家、金石学家翁方纲在砚盖题写了“唐官研”，增添了一段收藏佳话。

宋元以降，苏州是中国文化中心之一。对文人来说，书房不仅是读书之处，也是怡情养性之所，陈设器物或追摹古人，或追求精致雅丽，不落俗套。展览中的书房用品还有雕漆狼毫笔、山水竹刻笔筒、镂空桃树铜笔架、仲尼式古琴、双兽钮寿山印章、犀角花杯等文物，样样工巧，巧夺天工。当时文人以收藏古物、字画为时尚，接待客人时常拿出收藏，相与鉴赏。流风所至，赏古图成为明代绘画的一种题材，文人们在园林中架起屏风，排开几案，罗列青铜器、古籍字画，共同欣赏评点，身旁有侍女奉茶，远处有童子煮水拭秤，风雅闲适，其乐融融。

在苏州博物馆的馆藏中，文房雅玩是强项。据统计，明代的文玩共有古琴、古砚、古钟鼎彝器、怪石、砚屏、笔格、水滴、古字画、花插以及香茶纸墨等共45种之多，文人对其追捧，更多是在诉求一种精致的生活方式，一种古雅的生活态度，一种闲隐的生活追求。明代高濂在《遵生八笺》中言：“文房器具，非玩物也。古人云：笔砚精良，人生一乐。”可以想像，那是怎样的一种燕闲清赏之态。

本报记者 王宏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