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诗意弥漫的年代

李大兴

一

记忆在潜意识中的选择性，往往使人把自己做过的事情忘得干干净净。如果不是去年夏天在北京的故纸堆里找到自己的字迹，我一点不记得，也很难相信近40年前曾经写下这样的文字：

雪又吹起来了，山风呼啸，白雪飞扬，遮没了绵亘的群山，更遮没了盘桓在山间的驿路。天昏昏，雪茫茫，走出驿门一望，只见一片蒙蒙的洁白世界，如此荒寂，如此寒冷，无声地听凭日夜递嬗。

一个穿着号衣的驿卒正在驿门扫雪，忽听见远远的马铃铛声，仿佛天边飘来的仙乐。他向驿门外望去，一会儿，他看见两个黑点儿出现了，起初时现时隐，像白玉上的微瑕，后来看得真切了，像画中的仆仆行客。

白居易头着蓑笠葛巾，身骑乌色瘦马，徐徐按辔走进驿门，家僮在后，坐骑上驮着剑囊、书袋。

驿长袁公是老相识了，闻报出迎。

“使君别来无恙？”

“袁公辛苦，居易多多打扰了。”

“哪里，职守所在，唯恐怠慢，使君这次又是走马上任到何处去？”

“这次移官忠州去了。”

“恭喜右迁。风尘仆仆，使君却还是童颜虬髯，不失风度呀！”

“哪里话，马齿徒增，一事无成啊！”

黄昏时节，安顿已毕，居易步出观雪，看见驿前又添了一处颓圮，不禁喟然叹息：

“几年不经此驿，更见荒凉了。”

他走上前去，细细看看被雪覆盖的残壁，却看出了一点黑迹，仔细看去，原来是墨痕，他急忙拂去雪花，看见了留下来的几个字。

“原来是我题的诗。时光如水，转眼又是七年了，徽之兄，好思念你呀！”

居易急忙唤家僮取了纸笔，重新写下了那首诗：

蓝桥春雪君归日，秦岭秋风我去时。

每到驿亭先下马，循墙绕柱觅君诗。

……

这篇题为《蓝桥驿》的一页残稿到此嘎然而止，很可能后来就撂在那里，再也没有续下去，如同十八岁时的许多事情那样。

那一摞活页纸和一个笔记本上的部分诗文标着日期：1979年8月；另外，收录了七首诗的笔记本用1979年7月20日的《人民日报》包了封皮，由此可以推断残稿的写作日期。那年暑假我住在位于颐和园不远处一个大院主楼的六层，每天早晨起来，看见初升的太阳照着万寿山的背影。那个夏天确实曾经断断续续写了一些诗、随感和未完成的小说初稿，我只记得有一个中篇小说写了好几章。原稿大多散佚。找到的这些文稿夹在高中的各种笔记之间。残稿与笔记夹在一起这一点，也是一种历史记录，提示着十八岁时的生活有着多个层面。

那个大院有一个图书馆，书不是很多，也谈不上全面，但是很安静，屋顶很高，馆内阴凉，在还不知空调为何物的年代，是避暑的好去处。那年七八月，我大多数白昼在这个图书馆里奋笔疾书，晚间回到住处，和住在同一层楼的人们在一起聊天或者打扑克。数十年后，他们中间的不少人成为著名学者或高级官员，但当时他们看上去都很普通，也没有给我留下很深印象。大约是由于青春荷尔蒙的关系吧，我更喜欢和女生在一起。有一位大姐姐是北大学生，她来自南方，瘦小清秀，虽然不过二十三、四岁，已经历过很多事也读过不少书。暑假里她和我聊过好几次，似乎谈的都是生活、文学、政治等大的话题。那时候我无知无畏，不乏发表意见的勇气，没想清楚或者没走脑子就敢说话，不过我使用的语言与年龄和时代都不相称，或许也具有一些能给别人留下印象的滑稽效果。语言的夸张、思想的混乱和十八岁的年纪以及那个时代其实是紧密相关的。

1979年在我的个人简历上，最终是一个平淡的年份，我只是在不紧不慢地读高中。1979年的北京自然发生过一些事，后来由于种种机缘而变得越来越清晰。比如朦胧诗和星星画展先后登场，我从师大附中放学后，坐两站15路公共汽车到西单，读那些贴在墙上的诗句；秋天里在美术馆门外，从拄着拐的画家马德升手里买到了蓝色封皮的《今天》，读了北岛的《波动》。我想我和许多人一样感到了波动，或者说一种期待、一丝隐约的欣悦。那正是如今我们称之为“思想解放”的阶段，在当时则让人想起爱伦堡所说的“解冻”。连报纸也在讴歌新时期的到来，文革中的话语受到批判与质疑，各种听上去很新，其实不少只是被禁锢已久的思潮逐渐进入。商业化还远未开始，物资依旧匮乏，还需要用粮票、布票和其他各种票证；另一方面日常生活节奏仍然缓慢，没有如今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的匆忙与焦虑。

对于喜爱音乐的人来说，1979年相当重要，只是当时很少有人意识到。三月里，小泽征尔率领波士顿交响乐团访华，在首都体育馆演出贝多芬《命运交响曲》，轰动一时之后揭开在中国古典音乐复苏的序幕。大约也是在春天，翻录的邓丽君录音带开始在北京悄悄流传，无声无息之间野火蔓延。

不过，在记忆里留得更深的是画面，而不是文字，甚至不是音乐。那时国家图书馆的前身北京图书馆还在文津街，从和平门乘坐14路公共汽车到西安门不过几站，我经常从下午就去那里，一直待到闭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对面的座位上出现了一个年龄相仿的女孩。我已想不起她的名字，甚至她的模样也不是很清晰，只记得她的睫毛长而绒密，说话声音很轻，带点鼻音，有点沙哑。她从城市的北端过来，我则是来自南边，在一间灯光昏黄的图书室会合，闭馆后出来，站在街边聊一会儿天，然后挥挥手，各自走向相反的方向。

我听邓丽君的歌，不但学会了那一盘录音带里的每一首歌，而且记住了歌词。在图书馆门外，我告诉女孩最好听的一首是《在水一方》，我刚刚听也刚刚学会这首歌，女孩还从没有听过。又有谁在那时想到这首歌会成为经典呢？在温暖的橙色路灯下，我轻声唱起：

绿草苍苍，白雾茫茫。

有位佳人，在水一方。

“真好听！”她跟着我哼唱起来，不过两遍，竟然就唱得很准了。

那天晚上我们在街上散步许久，她告诉我她家里的事：破碎的家庭、逼仄的住房、贫瘠的日子。她说得很平静，好像在说别人的事。生活艰辛时，这样的故事并不少见。她说完后过了一会儿，就又快乐起来。我们在北海前门的桥上道别时，已经晚上九点多，我才意识到还没有吃晚饭，顿觉饥肠辘辘。

不久后，女孩忽然不再出现，一次、两次、三次……我终于意识到她不会再来了，虽然每次到图书馆坐下时，我会下意识地看看对面。

夏天过去得很快，最难忘的美好，是晚上在黑屋子里，打开一个火柴盒，让里面的两只萤火虫飞出来，在房间里划出一道道微弱的光芒。

二

白居易的《蓝桥驿见元九诗》写于公元815年，元九是中唐另一位著名诗人元稹，字徽之。他们二人在世时，不仅诗名比肩，而且交谊极深。元稹才气过人、文采风流，文学上和白居易共创新乐府、并称“元白”，仕途上出将入相，爱情上先后有崔莺莺、韦氏和薛涛之恋，因此写下了《莺莺传》，后来的《西厢记》即据此而成。直到近代，元稹和白居易还是齐名，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就是通过二人作品，以诗证史。近半个多世纪来，由于白居易被认为是一位更进步、更伟大的诗人，名气远远压过了元稹。

这一年初春，被远谪江陵（今湖北荆州）的元稹奉召回长安，途经位于商州的蓝桥驿遇雪，在这里题诗“十二琼楼百里西”，满怀将受重用的期待，然而不久就又被外放通州（今四川达州）。同一年秋天，白居易贬赴江州（今江西九江），在那里他“江州司马青衫湿”，写出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琵琶行》。他在蓝桥驿看见元稹的诗，遂有“蓝桥春雪君归日，秦岭秋风我去时”，看似平淡之间，却有无尽的沧桑感慨：春雪的期待、秋风的萧瑟里，两人西归东去，天涯远隔，却在旅途中同经许多驿站。“循墙绕柱觅君诗”竟是白话白描，恰好符合白居易的诗歌主张，又直写出古人的风雅与高谊。

我全然记不得十八岁时读了什么书、受了怎样的触动去写《蓝桥驿》，那篇残稿如今看来有很明显的错误：第一，白居易改授忠州（今重庆忠县）刺史是818年，距815年只有三年，并非七年；第二，他从长安去忠州根本不会经过蓝桥驿。白居易可能在七年之后的822年再经过蓝桥驿，但那是他赴任杭州刺史途中。由此可见，历史小说并不好写，在1979年有胆量下笔的我，如今是断断不敢贸然了。

我依稀记得的是，在独自成长的少年时代，我习惯与自己对话，或者与自己想象出的一个人聊天。因为更多与书为伴，在真实的生活里没有人走进我的内心，我反而在想象的世界里有着更高的期待。我在翻译小说里读到生死不渝的爱情，在古人诗文中领略高尚纯粹的友谊；在一个恐惧与压抑的时期翻篇之后，我对即将到来的生活充满渴望，相信内心里的深情会有所寄托，并且一直存在。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北京城还很小，虽然城墙拆光了，城门也没有剩下几座，但是观念和语言上仍然把九门之外称为城外。颐和园是近郊，北宫门外农田随处可见。我乘郊区公共汽车32路（后改为332）到动物园，换一班可到长安街的公共汽车或无轨电车，然后上大一路回永安里，斜穿整个北京城。如今寸土寸金的永安南里那时是城乡接壤部，再往南走几百米近河边处还有菜地。1970年刚搬进去时，楼边挖出一具白骨，便有一种流言，说这里盖楼之前原是乱坟岗子。七号楼到十号楼是学部（后改名社科院）宿舍，建于1964年，有煤气暖气和浴缸，在当时是最先进的居民住宅。七号楼和八号楼每户面积从100平米到150平米，前后各一阳台、水磨石地板，是六十年代的豪华配置，原住户都是学部的资深学者和部分领导。

北边的一到六号楼是建筑工人的简易楼，没有煤气也没有暖气，而西边的两条窄巷里住着许多所谓城市贫民，其实构成非常复杂，不少旧时代的失落者也混迹其中。我在各色人群的犬牙交错中听着多种话语成长，有儒雅到口语都带着文言文的老一辈学人说话，称呼母亲“于先生”；也有夹着各地口音的俚语，问候别人祖先时话一串一串地不重字；胡同的北京土话其实和普通话以及现在所说的京腔都相去甚远，在阴损骂人时不带一个脏字却也是一种语言的智慧。我对周围的世界颇为敏感，接受了各种南辕北辙的信息，多样而混乱；却又因为没有上学，经常宅在家里，部分不得已地离群索居，只在想象中与世界发生更紧密的关联。

梨花初绽的日子里，楼上邻居来美国旅游，匆匆见了一面。他与家兄同名同姓，那时绝大多数人家里没有电话，如果去找谁，就到他家楼下喊他的名字。有许多次楼下一声叫唤，“小明”，从三楼和四楼阳台上同时各伸出一个脑袋。他家兄弟姐妹众多，一个弟弟和我同岁，是我十岁至十五岁之间在一起玩的时间最多伙伴，他和另一个兄弟当了少年兵远行，我曾经写诗相送：“乘风南下后，无忘报平安”。后来我上学、留学，从此人生歧路，再相见已是2016年，互道别来无恙之间，横亘半生。

以诗赠友自然是远承古人，也本是中国诗歌的传统之一。璀璨群星里，白居易、元稹并非最闪亮的两颗，元白所倡导的诗风在中国诗史上也有许多争议，然而两人自青年时代相识于长安，至元稹先行辞世，近三十年中各自颠沛，少有欢聚，却一直往还唱和，在通信极不发达的唐代，频繁互寄诗与书信，有许多流传至今，久已为文学史上的佳话。比如元稹听说白居易远谪江州，十分悲愤，遂有“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的名句。

直到父亲这一代，这一传统还多少保存。父亲和他的朋友并非诗人，许多也谈不上饱读诗书、精通格律，不过他那一代人毕竟有些早年教育的童子功，稍加研习，不至于太荒腔走板。父亲晚年在赠他从十六岁同学相交近半世纪的友人王方名（作家王小波之父）诗中有云：“凶终隙末寻常事，唯我与君到白头”，感叹温情之间，却也吐露出他们曾经历过的严酷。

唐朝的生活大概更加严酷，那时候人们寿命不长，元稹仅享年53岁，但没有人说他是英年早逝；白居易活了75岁，是诗人里最长寿的之一。他到忠州时年未半百，诗已经写得很苍老：“齿发蹉跎将五十，关河迢递过三千”。不过古人至少从文字里看上去，心态从容，满怀情趣，性情流露。他在忠州大啖荔枝、种桃栽杏，在不遇中自有一份“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的达观。

与父辈、兄长还有很多同龄人相比，我是十分幸运的，虽然经历文革，但是没有直接面对，还什么都没耽误：从容考上北大，一学期后被保送日本留学。同学给我的临别祝福里不乏“鹏程万里”、“大展宏图”一类词语，然而我从未有过鸿鹄之志，反倒是暗暗期待会有一个女孩告诉我希望我为她留下。这样的女孩不曾出现，我也就没有做任何惊世骇俗的事，按部就班地该干什么干什么去了。

临行未行和刚刚离去的大约两年里，我有几位感觉思想与审美相近的朋友，彼此常有诗歌与书信的往还。八十年代初是诗意似乎弥漫的年代，而青年的利比多也经常需要消耗在写长长的信里。但是日常是匆忙的，青春热情更经不起时空距离与环境差异的消磨，第二年我写了一首《冰灯》，安静地躺在我的本子里，从未寄出：

热情仅仅是

生命的一个层次

但是，为什么你要同世界

构成一个对比？

那时留学生还很少，我再一次并非主动地离群索居。我开始用很多时间听古典音乐，一边听一边在心中与自己对话，这一习惯后来时断时续，至今依然。“一个人的性格就是一个人的命运”固然泰半是对的，但很多时候命运也足以改变性格。在历史变局里，更多是时代决定命运，个人无力抗衡。我很早就意识到自己与大多数人没什么两样，既无特立独行的坚韧勇气，也少与时俱进的强烈企图心。我不仅随遇而安，更要命的是，在别人多半有很具体的追求时，我却往往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生活是很具体的，人与人的交流也沿着具体细节展开。久而久之，一切就仿佛是一连串事务性的延伸，引发一种新的困惑，不知道这一切会延伸去哪里？答案也许是不存在的，疑问却总会存在。

三

1980年北京大学录取了两千名新生，今年120年校庆时，北大八零级举办了一次空前的嘉年华。在策划中一个令人感觉温暖的细节是，操持主办的几位同学不仅想着怎样给大家带来欢乐，而且没有忘记怀念已逝的故人。在那份故人的名单里，我看到好几个熟悉的名字，不禁感叹一代人的落幕已经开始。然而当我忽然看到Y的名字时，还是完全呆住了。

Y君家住永安南里附近，小时候是怎么认识的已经记不清了。他看上去洒落不羁，吊儿郎当，其实是个热情大方的人。从高中到大学，我偶尔会去他家，每次他必拿出估计是他爸的好烟招待。在我的印象里，他性情开朗，神叨话痨，有些不大靠谱，而我刚好喜欢听不靠谱的神聊。听说他上大学时月初常请同学吃饭，到月中便一文不名，又不好回家向父母要钱，只得老起脸皮借同学饭票。

最后一次听到Y君的消息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他出差到华盛顿，遇见我的好友。好友第一反应没有想起Y君的大名，只想起了别的同学背后给他起的外号，一时瞠目结舌。

我去问另一位发小，才知道Y君已经去世近20年，而且之前已经患病多年。我没有再多问，发小也不是很清楚病因。大概Y君的人生中有过挫折吧？直接、间接死于大的挫折的朋友已经有好几位，他们都曾经很优秀。

也是在1979年，我读了英国小说家萨克雷的《名利场》，感觉未臻一流，也就没记住故事，只对书名印象深刻。财富与盛名的追逐本是人性自然取向，只不过当“以成败论英雄”成为即使不是唯一，也是决定性的判断基准时，隐含的逻辑终不免冷漠和势利。当然，名利场上无情本是成功的必要条件。从文学的角度看，那些失败的故事更属于五味杂陈的人生。从历史角度看，我们每个人终归尘土。

听说Y君的死讯时，天色正在渐渐暗下来。我在温暖的傍晚一直坐到天黑透，远处湖水开始闪动。我想起一些久违的朋友，想起青春岁月曾寄托的深情。他们都随着岁月渐渐隐去，却从未消逝，只是和那些往日书信一起，封存在某只纸箱里。

在这个忙碌的时代，或许我们除了用自己的想象构筑一个世界而别无选择。毕竟蓝桥驿已不复存在，人生轨迹即使交错在同一个高铁车站也彼此找不到任何痕迹。或许只能在心中默默怀念：

蓝桥春雪君归日

（作者系作家，现居美国芝加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