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城中村一起消失的还有啥(图)

6月1日，西安市北关新村改造工地。村中的石狮仍坚守在原地，它身旁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不知还认识一起生活过的村民不本报记者 闫文青 摄

9月12日，西安市杨家村。这是位于南郊的城中村，居住着很多外来人口，不宽的街道，密集的商铺，拥挤的人流，常有人搬进来，也常有人搬走本报记者 汤继颖 摄

文化和村落是一种共生关系，中国传统的农耕文化最末梢的根脉在底层村落，不仅是农村，还在城市与村落杂合的状态里，“末梢里有大量的文化信息，不加保护，现代城市文明就会使其加速消失”。

村子没了，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却还保留着浓厚的农民特征，“拆了老村，上了新楼，变成居民，就不是农民了么？”

“躺在停尸床上的村子已经没有一点热乎气了，能拆的，正在拆，或者早已经拆平了，七队、四队、五队，都放平了。刚开始的星星点点，现在已经连成片了……我的家园故土啊……”

这段淡淡愁绪的文字来自于一个名为“老村拆迁纪实”的新浪博客。2013年4月起，短短几个月时间，西安南郊千年历史的某个城中村呼啦啦一下拆平了。有人在网上注册了博客，记录这场改变，并给自己起了个网名——“老村入殓师”。“我已经把我长了几十年的家卖了，”“入殓师”在博客里悲戚戚地写道，“别了！那一院房连砖带瓦带院子，还包括在这地方生活几十年的一两万个日子，以及在这些日子里的哭着哭着又笑了，当然也包括流过的汗水、鼻涕和涎水，发家致富出人头地的信心和决心，吃亏上当、打掉牙和血吞的胆气和硬气，梦，还有坐在自己院子里吹过面颊的风……”

这些文字所表达的情绪，如果不是有亲身经历，旁人很难理解，在农村祖祖辈辈生活的人们即将失去什么。

拆了老村，上了新楼，变成居民，就不是农民了么?

在这名博主的记忆里，被城市日益包围起来的村子，曾是那样美好。街巷并不整齐划一，却有天然的景致。乡邻你来我往，东家寻根葱、西家借瓣蒜，过去融洽得像一家人。虽说村里路不宽人不富，但到底是自己的家园。而今村子拆了，村民们心里像猫抓了一样瞀乱，轰然四散，蝇子一样胡跑，没了着落。曾任西安市未央区城改办主任的周喆，从小生活在汉城街办庞马村，这也是个城中村。他回忆说，村子过去是很漂亮的，“村口路两边都是柳树，远远看到随风摇摆的柳枝，身心一下就都放松了。”那时，户户门前都有小院，栽树种花，寻常巷陌，一派田园风光。后来家家挣了钱就盖楼，越盖越高，“握手楼”、“接吻楼”，见怪不怪。

再后来，城市如摊大饼一样蔓延，开始有城中村被拆迁改造，慢慢向越来越多的城中村逼近。越是风传要拆，暂时留存的城中村越是加紧盖楼，村子原有的风貌变成钢筋水泥，灰蒙蒙一片，丑陋无比。小小的天井只有巴掌大一块天，天气好的话，才能见到“一米阳光”。而外来人口涌入城市，最先进入的正是房租低廉的村子，这让城中村越发喧闹，一时成了脏乱差的代名词。

官方的城中村改造办网站这样描述城中村的诸多问题：“建筑密度大，基础设施薄弱，环境卫生脏、乱、差，特别是抗震、消防安全和治安隐患突出，影响了城市功能的发挥和城市空间资源的配置。实施城中村改造，已成为改善群众居住条件、提高群众生活水平的迫切需要，成为改善城市形象、提升城市品位的迫切需要，成为当前扩内需、保增长、保民生的客观要求。”

这样的高度和定位，使得城中村的消失不能简单说是个坏事，或是个好事，反正不可避免不可阻挡。

只是，“拆迁把一村人拆生分了，把亲兄弟姊妹也都拆生分了，几十年维系的亲情乡情，也都被弄脏了。”博主“入殓师”无可奈何叹息着，继而代村民们发出更为深刻的追问：城中村没了，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却还保留着浓厚的农民特征，“农民观念咋转变？拆了老村，上了新楼，变成居民，就不是农民了么？”

“城中村从都市消失了，流淌在血液里的因子怎么提升？”

45岁的摄影师赵利文，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拍世俗西安，最初镜头就对准了城中村。

当时他还是唐城宾馆的服务员，租住在对面的吉祥村，一间30平米的房子租金不到30元，住了两三年。他给当时的邻居们拍过很多照片，简陋的室内陈设，挡不住那个年代的精神气质——留着飞机头，弹着吉他，身后是邓丽君的大幅招贴画。上世纪九十年代时，赵利文继续住着城中村，他给妻子拍过晒被子的场面：背景是高楼林立，三五层高的民房、狭窄的楼廊，晾着衣服，堆着锅碗瓢盆。这些年，他始终不间断地拍摄，开始骑个自行车，后来换了电动车，挨个村子钻着拍。

观音庙、罗家寨、三爻村、郝家村、潘家庄、红光村、长延堡、二府庄、丁白村……西安城的东南西北都让赵利文跑遍了，拍了几十个城中村。最多时，某个村子去拍了20多次。

十月下旬，记者找到赵利文时，他刚挎着相机从杨家村拍回来。“快啊，一个月就拆完了！拍一个，消失一个，有的暂时没拆，迟早也要拆没了。”这让他每每有跟时间赛跑的感触。

正因为在城中村生活过，又拍了这么多年，赵利文始终觉得城中村是个独具人间烟火气的江湖，“啥人都有，热闹非凡。说他们是农民吧，无地可种；是居民吧，又无业可从”。

从某种意义上说，城中村人成了都市边缘的“游民”——跟城中村在大都市的尴尬境遇一样：一边是光鲜亮丽，有大广场、各种公共服务设施，使人觉得“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一边却陈旧不堪，美发店、小饭馆旁边就是垃圾场，具有强烈的画面冲突，更别提完善的公共服务设施了。而城中村人的际遇，更像离奇的小说。

赵利文听说过，某个城中村拆迁，有村民得了补偿款，可谓一夜暴富，却又一夜输光。一旦拆迁，身份从农民变成居民，搬进单元房，但老几辈的积习，本性依然。原有的生活技能一下就失去了价值，无法应对迅疾变化的城市生活和喧嚣浮躁的商品社会。

“城中村从国际化大都市消失了，这个好办，流淌在血液里的因子怎么提升？恐怕需要几代人吧。”这种矛盾和冲突就像待拆城中村处处存在的景象一样，是摄影师拍不完的素材“富矿”。

2013年夏天以来，赵利文在跟踪拍摄雁塔区河东村一个收破烂的老汉老刘。他的镜头并不只是对着城中村的“土著”，还有四海而来的那些世俗底层的人们。

老刘住在不到4平米的小房子里，其实就是别人家屋檐下的一块地方，卷闸门拉下来就算是屋子。一边收破烂，一边修鞋，一个月挣不到2000元，还收养了个患有精神病的女人当媳妇。

“日子看起来很艰难，身上却有一种都市人缺乏的快乐。你想不到吧，那女人总是乐呵呵的，很爱美，别人扔了的破包包，她收藏了30多个。”赵利文感慨着，他镜头里的世俗西安，也包括城中村和城中村人，被评论家赞为“流动着清明上河图般的气息”。

单从环境改善来说，赵利文也支持城中村拆迁改造，认为这是件好事，毕竟这是时代不可抗拒的发展。只是，城中村内在的世俗气质，也可能要一并消失，只能留在影像里么？赵利文一时还没想明白。

城市化好是好，就是住了楼房不接“地气”了

和赵利文一样，这几年，46岁的王智也常常往城中村里钻，行走在即将拆除的巷陌里，寻找那些行将就木的老人以及只有他们才通晓的绝技。“西安随便拉一个村，都有重大的文化信息，散发着历史的气息。”

王智是西安市群众艺术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城中村跃入他的视角是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那时他刚结婚，在东关的一处城中村租房住了三四年，10平米的小房间月租70元，“厕所老远，要骑着自行车去。”他记得家门口是个打烧饼的，“花干夹馍，才三毛钱。”一大早，每每被走街串巷卖豆腐的小贩叫醒。质朴的生活气息让王智至今念念不忘，“三教九流，丰富多彩”。

大约是2005年，王智被抽调到某个调研组，去雁塔区的城中村搞新农村建设调研。有些老人向他抱怨，城市化好是好，就是住了楼房不接“地气”了。这句话一下“点醒”了王智，开始致力于城中村特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搜集。

十月下旬，西安群艺馆二楼。王智的办公室挺大，却被各色好玩的物件堆得满满当当。他指着屋子当中的一个木凳模样的玩意，让记者猜是干啥用的。小木凳凳面颇窄，似乎不能坐人，却显得很有些年头。

“这是个钉马掌的小凳。”王智很开心，这是他几年前从未央区张万村搜集到的——有最后两个钉马掌的老人，六十多岁了，还在给马匹钉掌。而今没了村子，没了马，自然也就没用了。“但往文化层面上说，这就不是一个小凳了，而是中国马文化传承的证物。”

在王智看来，文化和村落是一种共生关系，中国传统的农耕文化最末梢的根脉是在底层村落，不仅是农村，还在城市与村落杂合的状态里，“末梢里有大量的文化信息，不加保护，现代城市文明就会使其加速消失。”

比如大白杨村，是唐代梨园遗址，近代社火耍得好，也成功“申遗”了，可村子拆了，村民们上楼了，没地方耍社火。虽说有传承人，但“香火”难以为继恐怕是无法挽回的事情了。在一个个城中村走访，王智也感觉到村民们内心的纠结。原本，城里居民以职业为生、农民以土地为生，可现在呢——城中村人保留着农民的习惯，只是没有土地了，曾经的家园没了，成了“工不工、农不农、商不商”。而心态上更是不可能随着身份的变化一下调整到位，从而茫然失措。

身为西安市政协委员，王智在市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上提交了一份提案，《关于在建设国际化大都市进程中要关注民间街头流浪艺人的建议》。在多年的城中村调研中，王智发现西安有数千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民间艺人，吹糖人的、捏面人的，很多人就蜗居在城中村。

“流浪艺人的生存状态也是社会的晴雨表。”北京朝阳区文化馆就曾对街头流浪艺人做过系统调研，甚至举办了流浪艺人艺术节。“他们甚至比本地人更熟悉每一条街道的温度和脸色，更能感受到城市的变迁。”

王智认为，流浪艺人是否被一个大都市接纳，考验着这座城市的胸怀和社会文明程度。为此，他建议文化部门挖掘艺人技艺的文化内涵，建议城管部门给予人文关怀，对他们的生存方式多多包容，“不要一脚把摊子踢了”。相关部门随即复函，表示吸取建议，保护民间艺术。城中村一个个消失，艺人们在这座都市歇脚的地方越来越少，“将来怎么办？”王智只能让自己的脚步跑快些。

“村子没了，慢慢这一茬子人就没了。也就没人知道历史上还有过这个村”

“城中村其实就像都市的万花筒，三教九流，充满生活气息。”王智思量着，能不能保留几个有特色的城中村。

但现实颇为严峻——别说活人了，就是那些亡者，也到了一种令人怅然的境地。每每于清明时节，在一些城中村村口能看到告示，某天某时，约了一起去某个公墓给亡者扫墓。前文说到的那位“入殓师”写到：某年送村里一个故去的老人，“从三兆出来直接去了凤栖山，三楼一个房房安顿了几十年来村里的老先人还没占满——拆迁真是省地方，30乘30大的一个方格子，这就是全村人将来的‘家’。”

“今后，就再也没人记得他们了。村子没了，慢慢这一茬子人就没了。没人了，也就没人知道历史上还有过这个村子了。”

得想办法留住记忆。王智听到过许多村民都呼吁写村史，或是建博物馆，“把咱锄地的头、拾柴的笼笼搁进去，将来好让咱娃知道。”已经有人开始这么做。

2009年，西安市未央区提出“百村城改计划”，要用3至4年时间，完成全区100个村庄城中村改造，强力推进城市化进程。截至2013年4月，该区已累计完成100个行政村（137个自然村）的整村拆除。

当100个城中村消失的同时，抢救、发掘、整理、编写已经拆除的城中村村史，是城改办的一项创新工作。该办制作了系列专题片《让城改告诉未来》，还编写了一组城中村村史，如《汉宣帝皇亲国戚的后裔——王前村的变迁》、《冤案、名人、文物聚集的翁家庄》、《都市里的村庄——尤家庄》、《西汉美酒汉相萧何的后裔发现地——肖家村》等。

甚至，未央区城改办当时还策划创建“未央城中村博物馆”，可惜未能实现。

一种实体的博物馆很难，更难实现的是观念的转变。时任西安市规划局大大和红星在2006年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说，城中村改造不是简单地把原来的“村”变成“楼”，而是从城市现代化管理等诸多方面都提出了新问题。

这些问题解决的怎样呢？目前似乎还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

“城市化进程势不可挡，我只是想能否慢一点，慢下来的时候思考一下，对城中村中那些有文化价值的因子保护一下。”王智坚信一句古话“礼失求诸野”，那些散落在都市村庄里的文化基因，总有一天能重新回归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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